考古第四纪地质黄土——兼谈向刘东生先生学习什么
自拿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请柬,获悉刘东生先生获得2003年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的喜讯,心潮起伏,一直沉思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向刘东生先生学习。
一
大家知道刘东生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第四纪地质学家,尤其在黄土研究上成就卓著,然而他也是一位十分关注中国考古学,并有贡献的学者。
考古学研究的人类遗存与遗迹形成并埋藏在第四纪地层里,因此,第四纪地层学为考古学提供了地层时空框架。刘东生先生对黄土科学的重要贡献是建立在黄土地层学基础上的,他提出的更新世午城黄土、中更新世离石黄土和晚更新世马兰黄土的黄土地层系列奠定了黄土地区旧石器考古的地层学基础,当然旧石器考古学的成就也大为丰富了第四纪地层学。
全新世地层研究是开展新石器时代以来环境考古研究的前提。刘东生先生是从事我国全新世研究很早的科学家,并且一直大力提倡、领导和关注这一研究领域。他主持建立了我国早期的第四纪孢粉分析、14C测年等实验室,为我国全新世研究创造了条件。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持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全新世分会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我国全新世研究要以地层年代作为主攻方向,并提出可以考虑与考古文化层结合起来研究。刘先生上述论述成为我后来从事环境考古的指导思想。刘先生在50年代就发现了全新世黄土,80年代建立黄土高原全新世坡头地黄土层单位,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全新世黄土在2000万年黄土中有独立的地层单位。在他的思想启迪下,我根据黄土高原东南边缘全新世黄土有别于黄土高原主体的情况,提出了周原黄土的概念,并找出了各层周原黄土与相应文化层的对比关系,从而为展开黄河中游华夏文明形成的环境考古提供了地层学基础。
刘先生以他一贯对科学前缘问题的敏锐洞察力,在我展开环境考古之初就予鼓励和帮助,并应请求检查与指导我在白洋淀与洛阳等地区的工作,他还根据环境考古的发展,及时提出在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下设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从而大大推动了我国环境考古科学的发展。
刘东生先生在40年代就随裴文中先生在甘肃进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调查,并采集一些齐家文化的陶罐与陶片留存在兰州有关单位。他跟我说,他从事第四纪地质工作是从随裴文中先生在陇东考察开始的。他还曾协助李济先生、杨钟健先生展开殷墟动物研究,他为开展殷墟动物考古收集比较标本时,为了弄明白动物骨骼结构,跑到猪肉铺去买回猪骨来观察。他与杨钟健先生发表了殷墟动物研究论文,是我国全新世动物研究的先行者之一。
刘东生先生也是我国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研究的参与者。解放初他就参与并指导了对周口店遗址的第四纪地质学研究。他在秦岭北坡蓝田地区卓有成效的新生代地层研究,引起杨钟健先生关注,杨先生有鉴于这里新生代地层发育好,决意深入展开这里的新生代调查,后来才有蓝田猿人、陈家窝人的重要发现。因此,蓝田猿人、陈家窝人的发现与刘东生先生从事这里的新生代地质工作有密切关系。在90年代,刘东生先生根据季风特点和欧亚黄土分布关联的情况,提出黄土石器工业这一概念。在2003年银川举行的纪念水洞沟旧石器发现8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他从水洞沟旧石器与欧洲旧石器关系密切,谈到古代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并指出人有亲黄土的生态习性和期盼旧石器文化研究复兴。刘先生这些论述,把环境、古生态、黄土、人类和黄土文化密切联系起来,这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和发现欧亚文化交流,认识黄土在中华和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有启发意义。
二
50年代初期,刘东生先生以而立之年担当起建立我国第四纪地质学的重任,肩负调查黄土水土侵蚀的任务,从此踏上了攻黄土科学难题的不归路。经过他率领下的一批年轻人,以踏破黄土高原的拼搏精神,登高山、越沟壑,埋头实验,50年来一步步走在认识黄土的漫漫征途上。刘先生研究黄土可以他1985年主持撰写并出版《黄土与环境》一书分为两大阶段,此前主要是解决黄土成因之争中树立了“风成说”的科学观,此后主要是对中国黄土从全球动力地质角度来研究。在攻黄土科学难题中,他运筹帷幄,从地层年代学入手,设计东西、南北向10条剖面对黄土高原进行拉网式普查,直到运用矿物、岩石、生物、物理、化学各种方法进行测试,再到揭示黄土多重旋回沉积规律和与深海、极地冰川沉积对比,他总是不失时机的提出研究黄土的新任务、新方法。锲而不舍和不断进取的敬业精神,这是我们应向刘先生学习的第一方面。
刘东生先生自60年代出版《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和《黄土的物质成分与结构》三本书后,他利用国家开展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机会,跳出黄土高原,站在更高、更广的角度来思考青藏高原隆起与黄土高原形成的关系。80年代后全球变化研究的潮流出现后,他提出南北两半球做环境演变的对比研究,从而把中国黄土的研究纳入世界范围来审视。善于抓住机遇,因势利导,将黄土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化,这是我们应向刘先生学习的第二方面。
刘东生先生有深厚的地质学基础自不待言,然而他的动、植物学也有相当基础,尤其古动物知识渊博,他与潘江先生等较早研究了我国泥盆纪、中新世鱼类的演化;他还是山东恐龙蛋和西藏鱼龙化石的主要发现者;对第四纪脊椎动物也有研究。正因为刘先生有讲规范的古生物学基础,所以他科学研究严密,思维辩证。由于他知识面广,能厚积薄发,观察问题敏锐和深入,把握住科学发展苗头,发现问题,发现人才,知人善用,敢为人先,群策群力地推动了我国和世界第四纪地质学发展,成为中国和世界第四纪地质学的领军人物。他不但在科学研究中表现出坚韧不拔的钻研精神,而且有奋不顾身的坚强意志,70多岁赴南极、北极,80多岁到南海调查。刘先生还有处变不惊的良好素质,在西藏遇山上滚石他躲在公路边的陡坎内,在新疆遇洪水,他顺水漂流,均化险为夷。刘东生先生的综合资质是我们应向他学习的第三方面。
刘东生先生作为一个世界著名的第四纪地质学家,始终把揭示第四纪地质规律与人类起源、演化和生存规律密切联系起来研究,希望第四纪地质学为人类造福和为揭示与丰富人类文明服务。
刘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丰碑。我们应学习他的勤奋精神,学习他善于抓住机遇,学习他良好的素质,为国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