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为国人所熟知，主要因为他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并被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誉为我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其实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投身革命阵营，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以实际行动积极为实现国家富强而奋斗，在辛亥革命后，他重新走上科学救国之路。

一、接触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实现思想的转变，实践革命救国

19世纪、20世纪初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朝政府的腐败，使中国落到备受宰割、屈辱的境地。这在童年的李四光的心中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1904年7月，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破格选派官费到日本留学。到达日本后，李四光进入弘文书院学习。期间，李四光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第一，他开始广泛接触当时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1904年12月，李四光结识了当时在东京法政大学学习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经宋教仁介绍又认识在东京京西大学学习工艺化学的马君武。此时，他接受了更多的民主革命思想，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毅然将盘在头上的长辫子剪掉，表明自己站在革命的一边。1905年初，李四光学习任务虽很重，但他仍经常出入留学生会馆，赴集会，听演讲，决定追随孙中山先生。他还积极投身革命政党的组建活动。7月30日，他参加了在东京赤坂区松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召开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会后由孙中山主盟，宣誓加入同盟会。其中，李四光的自书誓词为:联盟人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李四光，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七月三十日中国同盟会会员李四光。李四光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者。8月20日，在日本东京赤坂区松町内田良平先生的宅邸，李四光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

第二，参加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同盟会总成立后，清政府密托日本政府对革命党人“随时踪迹，窥其举动”(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日字第一百○二号杨枢致清政府的信)，同时加强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控制。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发布第十九号命令《收容清国人留学之公私学校章程》，共五十条。这是日、清勾结对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的迫害、镇压的信号和标志。李四光曾参加东京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反对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发的第十九号命令的斗争;为应付事变，留日学生成立了中国公学;李四光还准备同其他留日同学一起回国。经过斗争，日本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答应了中国留学生提出的条件，并承认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的合法权利。

这一时期，李四光与革命者的交往对其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特别是孙中山对他的勉励影响了他的一生。这使他逐步明确了革命与改良的区别。“和马君武接触得多了，李四光渐渐分清了孙中山和康梁的区别。康、梁是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通过皇帝朝廷实行变法，而孙中山则主张自下而上，推翻大清王朝，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平均地权。”[1](P7)与革命者的接触，也使李四光产生了从事革命的激情和志向。因此，他极力要求革命者引导他面见孙中山，并提出要求参加同盟会。1905年7月30日，在宣誓加入同盟会后，孙中山用手摸着李四光的头说:“你为什么要加入同盟会呢?”李四光大声说:“加入同盟会，要革命，不要改良。”孙中山说:“好，好，你这样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1](P9)“孙中山的勉励，对于李四光后来努力学习，立志为建设国家作出贡献，是有深远影响的。”[2](P13)

1910年，李四光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随后回国。但李四光仍继续参与革命斗争。

第一，促进革命团体建设、促进同盟会建设，策划起义。1911年5月，李四光以同盟会会员身份与当时在工业学堂的学生、共进会在该校(即湖北中等工业学堂)的代表陈磊等联系，共同为共进会与文学社的联合往返奔走，对促进共进会与文学社的联合作出了贡献。后李四光又联络日知会等团体策划8月19日的起义。[3](P20)1912年2月，民国政府建立后，同盟会总部从东京移到南京改秘密为公开。湖北同盟会和共进会、文学社合并，重新建立支部，选石瑛为支部长，李四光为书记(秘书职)。[4](P45-46)

第二，前往武昌，参加革命工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北京，李四光非常兴奋，与正好从黑龙江到北京的湖北留日同学高仲和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上海，返回武昌。到武昌后不久，即被湖北军政府委任为理财部参议。10月底至11月初，北洋军阀袁世凯令其部下冯国璋猛攻汉口，企图扑灭革命烈火。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来到武昌，黄指挥抵抗袁世凯北洋军阀的猛烈进攻，退保汉阳。李四光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工人运输军火，支援前线。

二、为组建全国性革命政府出谋划策，实践实业救国

武昌起义后，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在此期间，李四光曾为组建南京临时政府的出谋划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李四光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湖北担任发展实业部门的行政职务，领导实业建设。

第一，举荐马君武等人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次长。1911年11月初，在北洋军阀冯国璋用大炮隔江猛轰都督府(湖北咨议局)时的某夜，宋教仁约李四光等到湖北咨议局旁一公馆内议论时局。宋教仁向李四光谈论时局，包括即将在南京组织革命政府等事宜时，就南京临时政府的相关人选征询李四光人的意见，“遁初先生说:‘汉阳恐怕难支持下去，不过不要紧，听说孙先生已经回国了，南京已经到我们手中，我想明天到南京组织政府。程德荃的态度不错，不管他来不来，我想我们硬要他作内政部长，觉生作次长，主持其事;蔡鹤卿(指蔡元培先生)做教育部长;张季直不管他干不干，硬发表他作实业部长，不过还要找个次长来管事，你们想有什么人相宜?’我随便答道:‘孙先生果真回国了，君武必定也到了，我想最好是请君武;如果君武还没有到，请薪青(石瑛先生)也是一样。’遁初先生立时说:‘我竟把君武忘却了，该死!好，得了孙先生的同意，我们就这样干。’”[5](P42-45)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所任命的实业部次长果然就是马君武。宋教仁征询李四光的意见，是因为他欣赏李四光在实业建设方面所具备的能力和经验。

第二，担任发展实业部门的行政职务，推进实业建设。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李四光即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同时，为促进实业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还成立了不少促进实业发展的协会，在中央和各省成立实业部和实业司。李四光于1912年初参与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实业协会。1月30日，该协会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选李四光、万葆元为正副会长，马君武为名誉会长。该协会的宗旨为:“振兴实业，扩充国民生计，挽回利权。”[6]中华民国实业协会的宣言书称:“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以今日观之，民族渐趋统一矣，民权自兹日伸矣，民生问题独未解决。……同仁安得不各竭所知，聊尽绵薄欤。”[7]表示了他们要努力协助孙中山推进实业建设的意愿。

1912年2月7日，湖北军政府设立实业部。经过公选投票，李四光以得票最多而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该部“掌管全省农工商矿及一切实业行政事宜”。[8](P394)其内部设正副部长、参事、秘书、庶务各室，另设三科:农林科、工商科、矿务科。2月16日，实业部在武昌三道街旧盐通署开始办公。3月5日，根据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指示，将实业部改为实业司，湖北实业部改为实业司，李四光担任司长。后因实业行政事务綦繁，于是实业司改三科为五科:农科、林科、工科、商科、矿科。其中，农科分设五课:农事课、水产课、畜牧课、蚕桑课、茶务课;林科分设三课:林政课、生产课、经营课;工科设三课:劝工课、惠工课、考工课;商科设四课:商政课、营业课、登录课、度量衡课;矿科设置两课:矿务课、矿计课。当时，因战争湖北的实业破坏严重，特别是汉口被清军焚掠，损失尤为惨重。摆在李四光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他努力实现孙中山提出的“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的期望。[9]经他接管、恢复、新建，在实业部各科下面先后设立了十余处附属机关。其中农科主要有:农事试验场、茶叶讲习所、蚕业讲习所、女子蚕业讲习所;林科:全省模范林事试验场;工科:全省模范大工厂、制革厂、红砖第一厂、湖北造砖厂;商科:两湖劝业场、商品陈列馆;矿科:炭山湾煤矿官厂、陈家湾煤矿官厂、韩家山铜矿厂、硝磺总厂、兴大矿物局等。李四光还根据孙中山指示，派员清查、测量和登记被焚各家房屋地基的面积，然后同绅商就汉口商务、设立建筑公司、保护营业权、水陆联运等方面的问题，统盘筹划，以恢复汉口商业市场。此后，湖北省实业果出现一些生机。此期间他经常往返于南京与武汉之间，工作十分努力。

三、革命失败，出走英伦，实践科学救国

袁世凯上台后，黎元洪在湖北开始打击和排挤革命党人。1912年7月，李四光以“鄂中财政奇绌，办事棘手”[8](P400)为由，多次向黎元洪提请辞职。黎元洪表面上“温语慰留”，实则电告袁世凯予以批准。8月8日，袁世凯下令:湖北实业司长李四光呈请辞职，“准免，本官”。[10]

辞去实业司长后，李四光决定远赴英伦求学，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时，在总统府服务的不少革命党人，不愿意到袁世凯那里去做官，曾恳请孙中山设法派遣他们出国留学。孙中山认为，他们“有功民国，向学甚诚，未便淹没”，[11]便指令列为特案全数派遣。第一批二十五名，于1912年10月10日由临时稽勋局分别派往英、美、德、法、日等国学习。

第二，是其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结合自身的情况做出的决定。李四光当时认为:“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的晦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5](P46)对此，他在1959年的《我经历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文中亦有说明:“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统治不存在了，名义上的共和国也建立起来了。但是旧势力依然占着统治的地位，通过依附它的新兴官僚的活动，和帝国主义进行了进一步的勾结。在这个时候，我也和一部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们一样，认为革命要继续下去是肯定的。但是在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上，由于针对的目标不同，当时发觉有两个不同的途径，其一，针对着国内的反动势力，就应该在国内用一切方法和它作你死我活的斗争，达到彻底铲除旧的反动势力，重新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其二，针对着国内的反动派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就要作长期打算，趁着年轻有为的时候，去到欧洲继续进修科学技术，企图学会一套本领，来对抗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压迫和剥削。我选择了后一途径。”

第三，李四光之前的学习经历，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他选择科学救国的必然性。李四光于1904年前往日本学习，至1907年，他主要是在东京弘文书院普通科求学，主要学习了日本语言文字和初等数、理、化等课程。1907年7月，李四光于弘文书院毕业，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在这里，他选学舶用机关科，学习船用机械。因此在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期间，他主要学习的都是理工科知识。因此，而对各种社会理论知识较少，他所获取的革命理论和知识基本上来自他所接触的革命党人。因此，辛亥革命失败后，李四光当时的革命理论储备不足以指导他继续革命。而当时的中国也尚未出现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理论。同时由于李四光长期接受的是自然科学的教育和学习，因此，辛亥革命后他选择科学救国之路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最后，是孙中山的勉励。孙中山在李四光参加同盟会时曾勉励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对他有着终身的影响。而到英国读书之后，他先选择了采矿专业，后来又改学地质。之所以有这一改变，主要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地质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我想过了，要造船，没有钢铁不行:要钢铁，就得采矿，要采矿，就得会找矿。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找矿，将来只不过是给洋人当矿工。我要把开采矿藏的钥匙拿握在自己手里”。[12](P46-47)此后，李四光就努力学习地质，最终成为享誉中外的地质学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将自己毕生所学奉献给国家建设，最终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期望。

参考文献:

[1]于建坤:《地学情缘——李四光》，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

[2]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雨华，《中国地质学人——李四光》，《科学时代》，1947年7月10日，第2卷，第5期。

[4]王赞承:《辛亥首义阳夏光复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册。

[5]李四光:《追念君武先生几件小故事》，《马君武先生纪念册》，1940年。

[6]《中华民国实业协会简章》，《天铎报》1912年2月3日、6日。

[7]《中华民国实业协会宣言书》，《民立报》1912年1月31日。

[8]《实业司建设概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大总统令内务部筹画兴复汉口市场》，《临时政府公报》第十号，1912年2月8日。

[10]《临时政府公报》第一百二十八号，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九月初五日。

[11]《临时稽勋局呈大总统，请资送孙前总统批准派遗南京服务各员出洋留学文》，《临时政府公报》第八十八号，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七月二十七日。

[12]李晓林，唐名刚:《李四光的故事》，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