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鲁迅、李四光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类型】期刊
【作者】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刊名】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关键词】 鲁迅；庚子赔款“退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女师大“驱杨倒章”运动
【ISSN号】1674-5310
【页码】P1-13
【年份】2019
【期号】第12期
【摘要】段祺瑞内阁决定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舒缓了财政上的压力。首先,对德奥的赔款立即停止,协约国中《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也同意,从1917年开始,庚子赔款缓付5年(即推迟到1922年)。战后,北洋政府先后与相关各国展开彻底免付庚款的谈判,并明令指定有望退还的庚款全数充作教育经费。这一政策反而引起北京教育界与中央政府尤其是教育部的纠纷。如何设立管理巨额退款的机构,相关人员如何派定或推选,就成了不同派系、利益集团争斗的焦点。负责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基会)是第一个这样的机构,由曹锟政府与美国协商筹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出身于河北高阳望族的国民党元老、中法大学创办人、北大教授李石曾因在国民军中广有羽翼,并不把无军力可恃的段祺瑞执政府放在眼里,侵夺财权,无所顾忌。中基会不受李石曾一派控制,它的出现大大加速了后者夺权的步伐。紧随中基会成立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中方主要负责人均系李石曾。中基会财务公开透明,主动接受政府和舆论的监督,与几乎无章程可循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形成鲜明对照。1925年、1926年之交,鲁迅关注李四光在中基会出资筹建的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既暗含着对中基会的质疑,也有为违反北大有关规定兼任多项校外重要职务的李石曾开脱的功效。李石曾专权的举动引起《现代评论》杂志多次不点名的批评,未得到正面回应。鲁迅猛攻《现代评论》派,除了个人的原因,还有围魏救赵之意。这一段协同作战的故事后来因种种原因被有意遮蔽。取代杨荫榆、章士钊出任女师大校长、教育部总长的易培基是李石曾的代理人,1925年北京女师大"驱杨倒章"运动还应该置于一个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来解读。
【全文】 文献传递
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
——鲁迅、李四光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摘 要：段祺瑞内阁决定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舒缓了财政上的压力。首先，对德奥的赔款立即停止，协约国中《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也同意，从1917年开始，庚子赔款缓付5年(即推迟到1922年)。战后，北洋政府先后与相关各国展开彻底免付庚款的谈判，并明令指定有望退还的庚款全数充作教育经费。这一政策反而引起北京教育界与中央政府尤其是教育部的纠纷。如何设立管理巨额退款的机构，相关人员如何派定或推选，就成了不同派系、利益集团争斗的焦点。负责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基会)是第一个这样的机构，由曹锟政府与美国协商筹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出身于河北高阳望族的国民党元老、中法大学创办人、北大教授李石曾因在国民军中广有羽翼，并不把无军力可恃的段祺瑞执政府放在眼里，侵夺财权，无所顾忌。中基会不受李石曾一派控制，它的出现大大加速了后者夺权的步伐。紧随中基会成立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中方主要负责人均系李石曾。中基会财务公开透明，主动接受政府和舆论的监督，与几乎无章程可循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形成鲜明对照。1925年、1926年之交，鲁迅关注李四光在中基会出资筹建的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既暗含着对中基会的质疑，也有为违反北大有关规定兼任多项校外重要职务的李石曾开脱的功效。李石曾专权的举动引起《现代评论》杂志多次不点名的批评，未得到正面回应。鲁迅猛攻《现代评论》派，除了个人的原因，还有围魏救赵之意。这一段协同作战的故事后来因种种原因被有意遮蔽。取代杨荫榆、章士钊出任女师大校长、教育部总长的易培基是李石曾的代理人，1925年北京女师大“驱杨倒章”运动还应该置于一个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来解读。
关键词：鲁迅； 庚子赔款“退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女师大“驱杨倒章”运动
1925年10月23日，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基会)与教育部协商订约，决定合办新的图书馆。教育部于12月2日聘梁启超为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李四光为副馆长。鲁迅已在这一年的8月14日被教育部解聘，但是“受了朋友们的怂恿”①这是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用语。“鲁迅对于章士钊，也视若无物，后来之所以在平政院提出诉讼，还是受了朋友们的怂恿而才做的，结果是得到胜诉。”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年，第56页。“朋友们”是指谁？章士钊与平政院关系如何？这些不是愚蠢的话题。“鲁迅对于章士钊，也视若无物”，这半句话还有章士钊并无实权，如秋蛩余日无多的意思。，他当月下旬通过平政院起诉章士钊(国家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又当别论)，胜诉当在意料之中。11月28日，在“首都革命”中高呼“打死章士钊”的学生、民众再次光顾这位可怜的内阁要员寓所，打砸一番，尽兴而去。章士钊两次被“毁家”，不得不逃往天津，教育部聘任图书馆正副馆长的决定或因“革命”而推迟到12月2日才公布。《晨报》被指为研究系喉舌，示威者已在28日将报馆焚毁，现在研究系的领袖人物梁启超竟然出任国立图书馆馆长，是对数日前那场暴力运动发起者的挑衅。以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元老、北大教授李石曾(煜瀛)为首的一派实力人物有恃(冯玉祥国民军)无恐，正以各种手段向已经虚弱不堪的段祺瑞执政府施压，要把李石曾的“另一个自我”易培基推到教育总长、女师大校长的职位上。易培基曾在仓促拼凑的黄郛摄政内阁当过短短两周(1924年11月10日至24日)教育总长，女师大“驱杨(荫榆)倒章(士钊)”，北大评议会宣布北大脱离教育部，其实都是为了他的复出。鲁迅一度是这股强大势力的盟友，他在这特殊的场合注意到新设图书馆“兼职”副馆长李四光的工资。
一
“首都革命”也给陷于僵局的女师大学潮带来转机。11月30日，24位原女师大学生(以及一些根据“政治态度”*“当时新招的学生有三十多人，录取标准主要看政治态度，并不拘泥于考试分数。”见《刘亚雄同志谈女师大风潮》，载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9页。新招的学生)在许寿裳、鲁迅等教员带领下从宗帽胡同奔赴石驸马大街女师大原址，宣布“复校”。这次果敢的行动很可能经过国民党方面细致的筹划。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他在11月26日收到北大教务长、北京教育会会长顾孟馀来信，28日午后，“往教育会[会址在北长街]俟顾孟馀不至”，这一天顾孟馀如何在各街头奔忙、指挥，不难料想。当日鲁迅回家，又“得顾孟馀信”。他在29日的日记上再次留下赴北长街的记载：“上午往教育会访顾孟馀”，可见两人是面谈了。鲁迅接连两天去教育会，显然是应顾孟馀之约，有不便明说的要事商谈。果然，30日下午，“季巿[即许寿裳]来，同至女师大教育维持会送学生复校。” [1]顾孟馀致函鲁迅的目的，或与国民党方面准备在28日发动的“首都革命”相关。29日上午两人在教育会见面时，顾孟馀是不是对鲁迅作出了宗帽胡同女师大学生如何协同作战的指示？
几个月前(8月上旬)，杨荫榆辞职获准，章士钊随后提议解散女师大，在同一校址另设国立女子大学。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受人指使，“驱杨”成功，但是“倒章”迎易(培基)的目的仍未达到。5月11日，学生自治会封校长办公室，不许杨荫榆进校，暑假后少数学生继续占领学校，公开提出请易培基出任校长，要求得不到满足，便摆出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架势，致使教育部不得不在8月22日动用三河的劳动妇女清校，确保国立女子大学顺利开学。以往关于女师大学潮的叙述，从不考虑国立女子大学学生的意愿和权利。1924年至1925年学年结束前后，绝大多数原来女师大的学生希望能正常毕业、升学，四年级以下的学生开学后已转入国立女子大学。现在，那些凯旋的少数运动健将宣布“复校”，也意味着已开办的国立女子大学面临生存危机。12月1日，“复校”的师生在国民党支持下开会向各界代表报告经过情形(有点像现在的新闻发布会)，气氛凶险。女师大为是非之地，不能久处。国立女子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胡敦复回避了。教务长萧纯锦还得“善后”，不得不与会,但是遭到粗暴对待。他在12月3日《京报》登载一条启事：
鄙人以善意列席旁听，横被威胁，迫令手书辞去教务长职权，本校学生职员见势危急，在场外大呼不得用武，即诬指为流氓，旋将全校办公处所一一封闭，驱逐教员，校务即时停顿。* 转引自《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2页至183页“注14”。这条启事与女师大学生自治会1925年12月16日《致教育界维持公理会书》上所说大致相合：“一号敝校开各界欢迎会时，其意在报告本校数月来情形，及当日恢复之经过，时萧先生既在座，又为女大之教务长。同人等以为今日女大之所有，完全系接收前敝校所有而来。敝校既恢复，当然有执行收受手续之必要。胡氏既经避匿，则一切当然向肖先生是问。”《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第310页。
当时的大形势有利于“复校”师生，他们猛追猛打，展开一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迫害，遭到抵抗，形成旷日持久的对立。几年后，这两个分立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并入他校，中国第一所专收女生的国立大学因内斗走完了它短暂的历程，而这场内斗的起因并不是那么单纯。
“复校”后，在许寿裳主持下的女师大教务处贴出告示，强令女子大学所有学生在规定时限内再行注册。一些学生遵命，也有很多拒不合作，教务处被迫延长办理注册时间，但发出威胁，不顺从者将被驱逐出校：“本校诸生报到日期，业由教务处布告延长两日，并恐住在校外者，尚未周知，特再延长一日，至十六日截止。如不来报到者，即行取消学籍，取消以后，所有住校者，即应一律迁出。此布。”[2]342这一告示引起女大学生家长的恐慌，他们立即组织起家长会，函请军警保护，同时呼吁国立各校教职员主持公道，并警告女师大，“至忍无可忍时，只有以相当对付，力与诸公相周旋。”[2]343在此背景下，北京国立大学部分代表在12月14日聚会，成立“教育界维持公理会”。该会12月16日致函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白鹏飞等32位教育界人士在信上署名，他们如此看待女师大“复校”：
此次国立女子大学，于12月1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率领暴徒栏入校内，强力霸占，将教职员驱逐，且将该校教务长围困威胁，诋辱百端，一完善整饬之女子最高学府，无端遽被摧毁，学生三百数十人，弦诵顿辍。其事不惟大违法律，抑且轶出政治常规，贻教育界以莫大之耻辱。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等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而主张此等暴行之人，尤应力予贬斥，以清士流，否则群乘政变，自由仇复，弱肉强食，相率而为，败法乱纪，北京学校将从此多事，教育非至全陷破产不止。[2]344
《京报》第二天即17日就将此信刊出。巧的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时过境迁，合法性如何？)在16日也致函“教育界维持公理会”(该会当日已更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痛斥“章贼”并要述11月30日“复校”以来的冲突，12月19日才见于《京报》。[2]308～311受信人基本上都与《现代评论》相关，他们分别是燕树棠、陈源、高一涵、陶孟和、王建祖、周鲠生、石志泉、李光忠、陶昌善、皮宗石、丁燮林、万里鸣、王世杰、查良钊、马寅初、萧友梅、白鹏飞、李仲揆(李四光)、沈孟钦、周建侯、吴祜贞、贾明善(胡适当时已赴上海，故不在其中)。这份名单只有22人，好几位的名字还不见于上引公开信。
“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的“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在《京报》发表次日，鲁迅就写《“公理”的把戏》[3]175～180回击。这是一篇奇文，奇在其胜利者的自信。鲁迅把信上签名的教授一一点名，就像塾师揪着顽童的耳朵，把他们拎到讲台前示众。先是农大教务长陶昌善，法大教务长石志泉，师大教务长查良钊，师大教授李顺卿、王桐龄、女大教授萧友梅、蹇华芬(原女师大学生，现转入女大)，然后轮到北大的教师了。鲁迅先收拾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马寅初：“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他或许不知，只比他小1岁的马寅初因遵守北大评议会1922年2月11日有关兼职的议决而从教授降为讲师。*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0页至第423页。马寅初服从了教授在外兼职者改为讲师的规定，但是向蔡元培建议，为防止教授的称号被“一群无耻之徒所盗用”，应对教授职称申请人实行“极严之考试”。同上，第423页。接下来是燕树棠、白鹏飞、陈源、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 1925年8月17日教育部正式决定将女师大改组为国立女子大学，章士钊任筹备处长，次日北大评议会投票决定与教育部脱离关系(6票反对，7票赞成)。这是“倒章”的重大举措，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北大对章士钊独立”。女师大部分学生“驱杨”，目的是“迎易”(培基)。女师大解散，女子大学另聘校长，意味着“迎易”运动前功尽弃。因此女师大少数人必须坚持办学，而“倒章”也须臾不能松懈。北大评议会18日的会议，实际上是李石曾一手操纵的，当日代理校长蒋梦麟(校长蔡元培访学欧洲)并不在北京。投票结果引发北大很多教师抗议。这次评议过程中多不合常规之处。详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7页至第13页。不主张北大脱离教育部与支持章士钊并非同一回事，北大一些教授为此曾细心解释，*鲁迅这篇文章的措辞给人以胡适等教授支持章士钊的印象，其实不然。颜任光等17位北大教授8月21日宣言中的一段文字非常重要：“我们对于章士钊氏的许多守旧的主张是根本反对的，他的反对国语文学，他的反对新思潮，都可证明他在今日社会里是一个开倒车走回头路的人。他在总长任内的许多浮夸的政策与轻躁的行为，我们也认为应当反对。但我们主张，我们尽可用个人的资格或私人团体的资格去攻击他或反对他，不应该轻用学校机关的名义。就令学校机关万不能不有所表示，亦不当轻用妨碍学校进行的手段，因为学校里大部分的教员学生究竟是做学问事业的，少数人的活动，如果牵动学校全体，便可以妨害多数人教学的机会，实际上便是剥夺他们教学的自由。叫嚣哄闹的风气造成之后，多数的教员、学生虽欲专心教学，也就不能了，所以我们主张：(一)本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留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二)本校同人要做学校以外的活动的，应该各以个人名义出去活动，不要牵动学校。(三)本校评议会今后应该用其大部分的精力去谋学校内部的改革，不当轻易干预其职权以外的事业。”见《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9页。可是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极端二元对立的历史叙述中，任何不能归入简单化的范畴的观点、立场很难得到应有的认可。这一点按下不表。其后被点名的还有北大的高仁山、王世杰，他们也可以归入“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鲁迅称，据12月16日《北京晚报》，王世杰在12月14日晚声援女子大学的宴席上曾谓，“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王世杰所说的5位教授究竟是谁，因暂无当时各科主任名单，不容易查考。马裕藻是鲁迅所拟7教授《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上的首位签名者，他既是北大国文系主任，又曾兼任女师大国文系主任。1926年2月24日的《女师大周刊·寒假增刊》列出寒假后新学期聘定的9位学科主任，[2]336其中6位系北大教授兼任,他们分别为郑奠(国文)、林语堂(英文)、徐炳昶(哲学，即徐旭生，与李宗侗同为《猛进》杂志主编)、陈启修(史学)、冯祖荀(数学)和赵廷炳(化学)。[4]鲁迅前面点出马寅初在中国银行的兼职，是为辩驳王世杰作铺垫。
说到北大教授违背校规“兼他机关主要任务”，当时教育界人士最容易想到的必定是李石曾和李宗侗叔侄二人。王世杰对着在“女师大兼充主任”的北大教授舞剑，意在沛公。李石曾是李鸿藻之子，中法大学(私立)以及各附属机构的创办人、董事会董事长，还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主持接管故宫文物和财产的巨大工程。李家籍贯河北高阳，在原属直系的国民军将领中也广有人脉(如高阳同乡孙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直至“三一八”事件)，李石曾背靠枪杆子，几乎是北京的无冕之王，其权势远非章士钊辈可比。《现代评论》创刊之后，多次发表文章讨论应该如何合理使用协约国成员国所“退还”的庚子赔款，几位作者都不能信任李石曾，担心他在新近设立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中失职，甚至形成把持之局，令李石曾一派大为不快。鲁迅多疑，又关心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但费解的是他从来不问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及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理，工作是否公开透明。显而易见，他在这些方面不发表意见，恰恰是对李石曾的所作所为的支持。女师大部分学生闹学潮，鲁迅借机猛攻“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除了个人的原因，还有声援李石曾的效果。对8月18日北大评议会因反对章士钊而决定脱离教育部，鲁迅是全力支持的，称之为“与黑暗势力抗战”，他也承认自己是“北大派”(“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5]。这是北大内部以李石曾为首的反章的一派，将学生用作政治工具、夺权利器的一派，而不是主张“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奋学救国的一派。现在，女师大“复校”后纷争又起，几个月前不愿意北大被李石曾强行拉入政潮漩涡的教授们企图结成统一战线维持“公理”。但是，力量的对比明显对他们不利。段祺瑞执政府或许世英内阁(12月26日成立)已批准女师大复校并任命易培基为教育部总长、女师大校长。执政府自从1924年11月下旬成立以来，不敢用强，在重大事务上屡屡屈服于外部压力。当时的教育界也是唯力是视，段祺瑞不再拥有貔貅十万，势利的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许广平在发表于1940年的《鲁迅先生在北平的反帝斗争》里的一句话道出了段祺瑞在她和鲁迅心目中可怜的地位：“那时几乎军政不分，成为最畸形的挂着民主招牌的一种局面。而段祺瑞，他已经是落后的旧军人，没有什么实力的随风可倒的纸老虎。”[6]鲁迅此时继续与《现代评论》打笔仗，实际上是站在实力占优的一边。王世杰援引北大有关教授兼职的规定，其实是在挑战兼任诸多重要社会职务的李石曾。鲁迅不必直接为李氏叔侄辩护，他抓住“后援会”中兼职教授的把柄，轻轻一击：“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3]178未说出的话是：为什么李四光可以兼职领薪，而其他北大教授就不可以？鲁迅从来不提李石曾如何用法国“退还”的庚款扩张势力，广施恩惠，偏偏要把李四光的兼职工资亮出来，还有质疑中基会之意。这家专管美国“退还”庚款的董事会是不是对“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偏心，帮他们“骗一口饭” * “其实，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正如我一样，到北京来骗一口饭，岂但‘投畀豺虎’，简直是已经‘投畀有北’的了。”《鲁迅全集》，第3卷，第179页。？
二
先就美国庚子赔款的退款管理做一些说明。
1924年5月，经中美有关人士长期游说，美国总统柯立芝决定第二次退还中国欠付美国的全部1254.5万美元庚子赔款，分20年，每年可支配五十多万美金，由一特设基金董事会掌管这笔款项，用以资助中国文教事业。曹锟政府在1924年9月17日批准设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方董事10人(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范源濂、黄炎培、蒋梦麟、张伯苓、周诒春、丁文江、郭秉文)，美方5人，会长(也称干事长)为范源濂。10月1日，中基会正式成立。三周后，冯玉祥、孙岳和胡景翼等军阀联合倒直，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幽禁，支持政变的黄郛(此前两年在各届内阁中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与陈其美、蒋介石交厚)违背当时的游戏规则，未获奉系认可就匆匆拼凑了一个短命的摄政内阁,紧锣密鼓地抢夺利益，接管清宫并企图垄断苏联允诺“放弃”(其实附有条件)的庚款。两件大事都留下李石曾主使的痕迹。中基会章程健全，财务公开，董事的构成不带党派色彩，却引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抗议，原因是委员中多政府官员，而且“并未包括蔡元培、汪兆铭等人”* 转引自王树槐《庚子赔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5年再版，第342页。，可见教联会代表了国民党势力(1925年北京教育会会长就是顾孟馀)，其反对的理由也与这一年12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拒绝段祺瑞执政府总长级别的官员参与相同。中俄庚款委员会在黄郛内阁集体辞职、让权于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之日(11月24日)断然成立，委员仅3人，俄方1人，中方2人为蔡元培和徐谦，蔡元培任委员长，因蔡元培缺席，由李石曾代理。此事似未征得蔡元培本人的同意。*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91页。蔡元培自1923年7月至1926年年初游欧，他本人并不热衷于权力，出任委员长一事，他自己恐怕也是蒙在鼓里。1926年6月28日，蔡元培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及教育部，请辞北大校长和中俄庚款委员会委员长之职。7月5日，他又在复胡适函中谈到当初自己不知设委员会的情形以及争取俄款的难处：“俄款本已全由吾国政府支配；从前借俄使之压力，作成俄使得有‘专用于教育’之要求而设委员会以处理之，其经过情形弟不甚明了，第三者已有放弃主权之攻击。俄委员对于维持国立各校之提案，屡屡梗议，其用意何在？先生曾为弟言之。彼现在岂屈服于军威而软化乎？弟以为不若是之易。”《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第733页。3位中方人士均系国民党要员。俄款在庚子赔款总额中所占比例最大(28.93%)，国民党或李石曾等人在黄郛内阁最后一天串通俄方拼成一个残缺的中俄庚款委员会，抢夺财源，公开挑战新政府的权威(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和卢永祥等军阀已通电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21日段祺瑞又通电全国，宣布24日入京就职)。该委员会权力极大，但是其日常运作没有规章可循，听任个别实力人物专权，极易滋生腐败。中基会与中俄庚款委员会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京成立，梁启超被推为该会董事长。10月23日，中基会与尚在章士钊主持下的教育部协商订约，决定合办新的国立图书馆(国立京师图书馆已在1909年9月由缪荃孙受聘创办)，双方对馆长的人选应该已经取得基本共识。教育部于12月2日聘梁启超、李四光为图书馆正副馆长，当时商定，中基会和中国政府每月各承担4千元，供图书馆开销，包括支付两位馆长的薪金。由于时局动荡，中央政府国库空虚，财源大部分供军阀用作军费，无力承担协议规定的每月4千元，后来图书馆变成中基会独办，馆名也改为北京图书馆。*李致忠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国立京师图书馆》(载《国家图书馆学刊》2008年第1期，第6页至第10页)一文对此论述较详。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又将此馆与原国立京师图书馆合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李四光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被鲁迅在《“碰壁”之余》里讽刺为“逍遥自在”的“达人”。[7]现在他又到国立图书馆任职，鲁迅作为教育部官员曾参与过京师图书馆的馆务，更不会轻易将他放过。不过鲁迅更关心的，还是李石曾一时还插不上手的中基会。1926年元旦刚过，鲁迅又写了《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1926年1月18日《语丝》刊出)，这时易培基已经如愿当上了教育总长，出任女师大的校长也指日可待。鲁迅再次对国立图书馆馆长的人选和薪水发难：
“北京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美国退还的赔款，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要用美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8]201
话说得非常不客气(“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即谓梁不通西学、李不通中学)，有违公共论坛的伦理，这倒在其次。鲁迅另有一层意思：美国退款“非同小可”，中基会却串通教育部因人设事，纯粹在浪费托管的资金；不配做馆长的梁、李支取高薪，买书的钱却所剩无几，私人之利实为公家之弊。
陈源读了鲁迅的文章，致信主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为李四光辩白：“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虽然许多教授兼二、三个以至五、六个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长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内不支薪。他现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课。他的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转引自马胜云等编著《李四光年谱续编》，地质出版社，2011年，第96页。当时国立大学教授(当然还有教育部官员)四处兼职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工资照领，面无愧色。李四光在这样的年代用变通的办法担任图书馆副馆长，不领北大薪水，也称得上遵守规则的楷模了。至于兼“五、六个重要的差使”的北大教授，除了李石曾，还能是谁？陈源话中有话，李石曾与他的盟友们不会听不出来。这封信刊载于《晨报副刊》那天(1926年1月30日)，李四光自己也写信给徐志摩，进一步解释一番。他说，任图书馆之职前，已正式具请假公函呈代理校长蒋梦麟，这样他不会领两份工资。副馆长的薪水按规定每月500元，但是他表示自己生活简单，决定“只受半数，其余一半，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并曾正式作函通知委员会”。李四光接着就此事说的一些重话，不应该被文学界遗忘：
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中国的文人，向来有作“捕风捉影之谈”的习惯，并不奇怪。所以他一再笑骂，我都能忍受，不答一个字。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知道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模样。到那个时候，也许这个小小的动机，可以促鲁迅先生作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也许中国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真正的文士，那是何等的贡献！
过了一天，李四光懊悔写下这段不甚恭敬的话，又提笔给徐志摩写信，希望刊出前把它删掉，与第二封信同时发表。但是第一封信已在2月1日见报了，于是徐志摩又为这第二封信配上他自己的回信，呼吁交战双方带住“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以《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为题一同发表在1926年2月3日的《晨报副刊》上。李四光在此信中承认，鲁迅捕风捉影也有几分理由，他写道：
天下恐怕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我们用好意待人，也许坏人就变成了好人，用恶意测人，天下也许恶人居多。丢开意气，什么事似乎都可以平心的讨论；任意气的冲动，什么事也会弄坏了的。无论如何，我总觉得骂人是一件不好的事，不管你骂胜了还是骂败了；在个人方面没有得失，在社会上都有极大的恶果。……最可惜的，是一般看报纸青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染上污泥。如果他们将来变本加厉的骂起来，这个社会还可以居住吗？什么学问事业还有人过问么？
但是以下几句话又会刺激鲁迅的神经，也是删去为妥的：“任我不懂文字的人妄评一句，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鲁迅]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绕尽了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但是只要我们能极力的容忍，天下想无不了之事；况且现在我们这个中国，已经给洋人、军阀、政客弄到不成局面，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这还不是自杀，什么叫自杀？”李四光预感到自己免不了还是会挨“周先生的痛骂”，先郑重声明：“对于一切的笑骂，我以后决不答一辞，仅守幽默罢了。”*转引自马胜云等编著《李四光年谱续编》，地质出版社，2011年，第98页。
鲁迅读到《晨报副刊》上的《西滢致志摩》和李四光第一封信，立即回以长文《不是信》，发表于第65期《语丝》(1926年2月8日)。这篇文章一一辩驳陈源“传布”的关于鲁迅的罪案，顺便又提起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月薪。鲁迅要揭穿陈源、李四光的小聪明，指出李四光只有从北大辞职(而非请假)才能证明自己彻底遵守规定(“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未免有点求全责备。旁观者顺着鲁迅的思路，就会得出荒唐的结论：这等所谓避重就轻的技术安排，与公开兼职、领取数份工资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至于薪水的数目，鲁迅要说出真相：“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账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都是欠账，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9]这里说的“别人”，应该是自指(王世杰一个多月前提出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与鲁迅无关)，而不是兼“重要的差使”的李石曾等人。鲁迅强调的是中方暂时拿不出图书馆配套资金，李四光才不得已领取月薪的一半250元，谈不上捐出另一半。鲁迅还表示，那笔欠账今后果真用于购书，那么他静候消息，愿意收回指责(“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做‘官僚’”*《鲁迅全集》第3卷，第241页。李四光名义上捐出的这笔中方的欠账一直未到位，鲁迅也就不必“更正”了。由于中方不能履行义务，图书馆的馆务不能正常进行。梁启超在1926年7月曾设法动用苏联退还的庚款，未果。见《李四光年谱续编》，第103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李四光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南下南京、上海，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时间当在1927年11月或12月。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上海成立，李四光任所长。此时李四光辞去北大兼职。李四光停支图书馆副馆长薪水的时间待考。梁启超基本上住在天津，图书馆事务主要由李四光和图书部主任、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袁同礼负责办理。他在1926年9月14日家信上说：“这回我入京到馆两个半钟头，他们把大半年办事的纪录和表册等给我看，我于半年多大大小小的事都了然了。真办得好，真对得我住！”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2页。梁启超同一年10月15日对张东荪言及图书馆经费：“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五万，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则仅三千耳。薪水馆长三百，副馆长二百五十，图书部主任二百，以下无超过一百者。”同上，第705页。新的图书馆建筑即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古籍部，1931年落成，耗资一百三十余万元。)。
《不是信》是混斗中力道惊人的杰作，最后一段以“已是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复校纪念会’的时间了”收尾，胜利者“谅你也无可奈何”的笑容跃然纸上。两天后，即2月3日，鲁迅读到《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不禁大怒，立时写了“使麒麟皮下露马脚”的《我还不能“带住”》，猛烈回击。徐志摩虽说已经声明“再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还是将鲁迅的回答在2月7号的《晨报副刊》刊出，比《不是信》在周刊《语丝》发表还早一天。徐志摩在李四光来信后附上一信，看似劝架，实为帮忙，出手还很重。鲁迅怒不可遏，“不和你们来敷衍”，原因在此。根据他的阅读经验，科学家和“诗哲”一搭一档，明明是在“串戏”。他们自己身上有鬼，却要“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这五个小心搭配起来的罪恶手段念起来很上口，主要以其抑扬的修辞效果取胜。文章末一句已顾不上鲁迅招牌式的含蓄：“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10]如此痛快淋漓地做论辩双方的总结陈述，堪称完胜，应该是出尽恶气了。《猛进》在1925年3月面世后，鲁迅和徐炳昶在杂志的第3期和第5期书信往还，“串戏”攻击“gentleman”，他对这种形式自然格外敏感。鲁迅是不是也会把对方痛骂自己的文字爽快地登载在他所编辑的副刊上而且不答一辞？也许徐志摩善待《我还不能“带住”》，仍然是在摆他“费厄泼赖”的绅士臭架子。
鲁迅骂绅士的臭架子，《现代评论》作过克制的回复。西林(即北大物理系教授、戏剧家丁燮林*丁燮林建国以来改称丁西林，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他在1954年至1973年还是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臭绅士”与“臭架子”》一文现在是不大看得到了，读者还是应该知道个大概。作者问道，究竟什么算是绅士的架子？有的人随时要显威风，耍脾气，那是“官架子”。好摆官架子的人特别讨厌“绅士的臭架子”。“他们觉得一个人生气到了应该发泄的时候，而他不发泄，那是绅士的臭架子；一个人失意或得意到了应该忘形的时候，而他不忘形，那是绅士的臭架子。”换句话说，拉下文明的面纱，放弃自我克制，尽心尽意地发泄、忘形，也许不值什么钱，也许丑得使人恶心，却是真价值、真面目，这才是骂“绅士的臭架子”的鲁迅所看得起的。西林则以为这没有什么新鲜，因为这正是自古以来名士的派头：“中国的文人向来是爱放荡不羁的。中国的名士向来是骂绅士的臭架子的。(所以骂绅士的臭架子，在中国实在是思想的因袭，不是思想的革命。自然，思想的因袭不一定就是坏。)”[11]这篇说理文章语调温和，用鲁迅的话来说，又属于“灰色”一类，就像他略翻过一遍的《现代评论增刊》所收的“著名学者的大著作”，应该“抛开”。[8]203
三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北京教育部资金短缺，教师工资不能足额发放，总长之职是最难当的。一战结束后，协约国成员国开始考虑退还盟国中国的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924年至1925年，中美、中俄和中法之间管理退还庚款的机构相继设立，鲁迅的眼睛自然不会放过这些机构的董事、委员如何产生，资金如何分配使用，不过他在“三一八”之前并不一定明明白白说出来，提到李四光的工资是一次例外。他发在1935年上海《太白》半月刊的《隐士》一文专谈登仕、归隐的“噉饭之道”，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12]“吃‘庚款’”是2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界密切关注的现象，在鲁迅看来，李四光兼职图书馆副馆长，大概也是“吃‘庚款’”。
思想、政治的论战背后往往涉及经济利益，交战者一般是碍着面子不挑明的。也有故意说出来让对方难堪的时候，比如鲁迅的朋友章廷谦(川岛)说过“西滢之捧章士钊是否由于大洋，我概不确知”。这句话引发陈源(西滢)气愤的回应。他在1926年3月6日《现代评论》的《闲话》栏交代了他的收入情况，倒也磊磊落落：《现代评论》的经理、总编、作者都没有酬报，自己不断为它写文章，并无稿费；几年来，他只从《晨报》得到67元稿酬。陈源随后提了几个长期以来被有意遮蔽起来的问题：
在北京学界一年来的几次风潮中，一部分强有力者的手段和意见常常不为另一部分人所赞同，这一部分强有力者就加不赞成他们的人们一个“捧章”的头衔。然而这成了问题了。为什么“捧章”呢？“捧章”有什么好处呢？不“捧章”而捧反章者，既然可以得到许多优美的差缺，而且可以受好几个副刊小报的拥戴，为什么还要去“捧章”呢？ *见《现代评论》，第3卷第65期，1926年3月6日，第11页至13页。
他还发誓，只要领受过章士钊的一点津贴，哪怕是三个铜板，就不再说话。陈源这番话大致不差，被曲解为“躲闪”是很不幸的。鲁迅实质上站在“强有力者”的一边。章士钊徒有总长的名号，绝无实权可言，而手里有饭碗可以分发的“反章者”李石曾才真是“识时务者”要捧的。鲁迅后来在《可惨与可笑》里用“优美的差缺”形容因“三一八”次日的通缉而空出来的9个关键职位，[13]其来源即陈源的自辩。鲁迅当时或许以为这些职位会被“正人君子”乘机包揽，结果并非如他所料。时至今日，研究界还应换个角度提出新的问题：为什么李石曾等个别人士能够占据多处要津？他们揽权急切，不计后果，是否也导致了时局的动荡与恶化*《猛进》和《语丝》曾揭露《现代评论》收受过国民党和段祺瑞(或教育部)两方面的津贴，《现代评论》作者之一唐有壬在上海《晶报》发文(《〈现代评论〉被收买？》，1926年5月12日)辟谣。所谓的“津贴问题”疑点甚多，即便存在，也无关陈源个人，而且不能据以证明《现代评论》所刊文章的论点无效。正如中华民国大学院给鲁迅发放特约著述员的薪金(每月三百元)，不能解释为国民党出资买奴才。《猛进》和《语丝》凭耳食之言大加发挥，体现了当时的论辩风格。散木在《从〈李宗侗自传〉想到〈猛进〉周刊》一文(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11日)谈及此事时指出，北洋政府拨专款按月资助各报馆，是一种制度性的集体行为。许广平在1960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讲到，杨荫榆从美国留学归来，“就成了英美留学的一派，和‘现代评论’勾结，奔走于同是无锡人的吴稚晖、陈源之门(当时他们把持庚款路路通)，对章士钊吹拍附庸”。[14]203不少运动真正的起因往往不是那些公开炫耀的大道理，“把持庚款路路通”这几个字，是1925年、1926年之交的鲁迅和许广平绝不会轻易说的。当时3个管理退还庚款的机构，中基会章程最为完备，所议事项，一切公开，个别董事不可能操纵，更不必说董事会之外的章士钊了。只有中俄、中法两个机构才会被人把持。
事实与许广平所说相反，李石曾一派才真正“把持庚款路路通”。许广平在1960年6月另一次谈话中说出一番自相矛盾的话来。她回忆道，女师大暂借宗帽胡同办学时，房租、学生费用由李石曾负责解决，“李石曾办教育弄钱是很有办法的”[14]210。所谓“弄钱”，“弄”的主要就是庚款的退还款，这一点许广平不会不知道。李石曾1917年从法国回国后先在北京西郊碧云寺一带兴办种种社会事业，1919年回到欧洲，曾与比利时洽谈退还庚子赔款、合作组织中比大学事宜，未成。他第二年年初回国创设北京中法大学，紧接着筹备里昂中法大学(或曰留法学生膳宿处)。北京和里昂的这两所学校固然有益于教育事业，但也是李石曾用以吸纳法国退还庚款的渠道。此后几年李石曾还创办好几所学校，扩大中法大学规模，安置他那一系的人员。
吴稚晖与李石曾在1902年订交，清末民初的很多组织、社会活动是两人(加上张静江、蔡元培和汪精卫等)共同发起的。但是吴稚晖不是筹措资金的能手，他自己所享用过的“优美的差缺”(包括首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也是李石曾的赏赐。《现代评论》经常刊登吴稚晖的文章，推他为意见领袖，陈源与他还是亲戚，但到了关键的时刻，吴稚晖却绝对不会因《现代评论》而与李石曾反目。除了两人均为国民党元老，还有更加微妙但却不一定雅观(徐志摩所说的“上流”)的原因。1925年3、4月，孙中山的丧事告一段落，北京东城南小街冒出一个海外补习学校，专供国民党要员子弟出国前读书，吴稚晖任校长。这所学校的资金由法国退还庚款中用于中法大学的拨款中支出，吴稚晖每月薪金高达500大洋。据当年在中法大学筹备处工作的萧瑜回忆：“吴稚老在旧京办一小学，(革命党人子弟多送来入学，接受吴老之教，如蒋经国院长即其一人。)每月底派人持吴先生手书来中法大学筹备处(即乾丐胡同东头路北11号，即石老[李石曾]寓所暂时借用。)接取每月大洋伍佰元，吴先生照常客气，必在致石老书末，加写‘子升先生并候’一行。”[15]萧瑜原名萧子升，系易培基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此时为李石曾的得力助手。吴稚晖从这个晚辈手里领取一份高于大学校长的薪水，称他为“子升先生”以示感激，可以说是以“优美”回报“优美”吧。
李石曾与法国退还庚款的特殊关系，在此再略为交代。1925年4月11日，中国财政总长李思浩会同外交、教育两部以及教育界代表，与法方商定管理法国“退款”特设机构组织大纲，这是在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的3天之前。同月28日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成立，中方委员7人(外交、财政、教育三部代表各一，国立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广东大学及私立的中法大学代表各一)，法国公使代表一人(“事无差别”，中法“各有一权”，可见法方委员权力很大)，由代表中法大学的李石曾担任中国代表团主席。这一委员会“一设立即毫无生气，并迅即处于奄奄一息状态”[16]76。最初中方委员的名单是周传经(外交部)、林鸿集(财政部)、刘百昭(教育部)、蒋梦麟(北大)、胡敦复(东南大学)、邹鲁(广东大学，由易培基代)和李石曾(中法大学)，* 转引自《湖南教育杂志》第4卷1925年第5期，第9页。这条信息由郭道平博士转来，在此致谢。与后来李石曾提供的名单(“沈尹默、易培基、刘锡昌[兼秘书]、萧瑜[兼驻会秘书及中国代表团干事]、萧文熙为委员”[17]47～48)出入颇多。这恰恰说明委员会工作的随意性。蒋梦麟当时已经是中基会的董事，严格说来，他不是北大的校长，只是蔡元培“旷职”(旅欧)期间的代理。理论上蔡元培也可以指定一位北大教授作为他在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代表，会不会是李石曾再次自作主张，直接派定沈尹默(李石曾一派的主要成员)代蔡元培参与管理法款？胡敦复因东南大学学潮未能正式履职，他的名额也是可以代用的。最为怪异的是，1925年4月第一笔资金26.5万元(美金)到位，“却是名为充作中法庚款委员会的日常经费，而任由财政部与该委员会主席李石曾个人‘商准’，‘扫数借去’”。* 宓汝成《庚款“退款”及其管理和利用》，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89页。“对教育事业的拨款，实从1926年开始，年拨美金20万元，至1930年增至35万元，持续到1938年止。先后13年，共计美金395万元。”显然，这总数不含1925年的26.5万元。这笔借款(及其利息)如何使用，并未见到解释。李石曾避开教育部直接与财政部发生借贷关系，说明北大1925年两次在他指使下脱离教育部，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不论是王九龄还是章士钊，如果想代表执政府方面参与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事务，足以使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该委员会的中方代表在4月30日通过办事细则，规定了自己的职权：“共同决定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国方面的提案及意见，管理及支配委员会中纯属中国方面的款项，其中包括中国教育界因法国庚款赔款解决而应得之现款和应得之基金；在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开会时，代表团内部意见必须一致；代表团聘任干事一人，并可根据事务之繁简，设书记若干人；代表团经费由有关教育机关分担，暂由委员会中的四所高校垫付。”* 葛夫平《法国退还庚款与兴学——中法教育基金会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95页。中法交涉庚款退还的过程因所谓的“金法郎案”而变得极为纠结，详见王树槐《庚子赔款》，第4章第3节。法国庚款赔款解决后，中国政府还可以收回一笔1000万元的资金，其中150万元用于教育界。根据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方代表团的办事细则，这150万元(可以理解为“因法国庚款赔款解决而应得之现款”)也应该由以李石曾为主席的中方代表团来支配。但是李石曾未能染指这笔现款。办事细则中所说的“干事”就是李石曾的心腹萧瑜，当时他并不是正式委员。
苏联和法国退还的庚款使用虽不规范，鲁迅却是从不发问的，若问原因，不外乎两个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在李石曾的掌管之下。中基会的成立未经李石曾或国民党插手，鲁迅间接敲打一下，也是暗助李石曾，双方都是意会的。宓汝成在考察各国庚款“退款”的管理和利用后得出这一结论：“英国的‘退款’营运最具条理，效果也最佳；美国的与之近似；次之则是对比利时‘退款’的利用；荷兰部分‘退款’的管理利用业绩平平，与其为数无几亦有关系；等而下之的则是法俄两国。”[16]98不幸的是鲁迅质问的是管理有方的中基会，而不是失职甚至是有违法之嫌的中俄庚款委员会和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不妨从财务上看一看两者的反差。中基会章程第七条规定：“董事每年应将上年度之事业造具报告，连同经费收支，及放款账略，呈报中国政府，并刊布之。”*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中第十五编“杂录”第二章《庚款兴办教育经过》，第70页。中基会账目还需由该会聘请中外会计师查核。中法教育基金会则享有不受政府和公共舆论监督的自由，只有中国代表团的办公费草账及银行报告单，反映不出实际用途。
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对中法教育基金会展开调查，发现诸多问题(此时南京法院正在收集证据，准备起诉“故宫盗宝案”主犯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秘书长李宗侗)。该会起初几年年度可支配资金20万美元，分成两半，中法各占其一，中方名下的份额，随意安排，甚至没有明确账目，与中基会、中英庚款董事会形成鲜明对照。地理学家翁文灏时任行政院秘书长，他指出中法教育基金会的弊端：“至于行政方面，名义上虽经中法两国代表团共同议决，而事实上处理会务事权操于一二人之手，分配款项，毫无标针，将来计划亦不顾及，经费有余，即行分配，保留名称，种种不一，因此，会外议决追加补助，非常自由。”* 转引自葛夫平《法国退还庚款与兴学——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06页。再看几个数字：萧瑜在1925年至1935年间任中国代表团的干事，1931年至1933年，他支取了考察教育文化费、调查费、车马费7万余元(这笔巨款不一定是由他一人独占)。另据南京政府审计，截止1936年，中法教育基金会单据不完备和各种手续不全与不法支出， 共计9980美金、127000法郎，国币超出30万元。[18]这些数目还不包括诸多在中法大学等教育机构任(兼)职者的高薪。行政院在1937年年初责令中法教育基金会中国代表团制订新的章程。*《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五编“杂录”第二章《庚款兴办教育经过》，第84页。李石曾将他手中的法国退还“庚款”编织一个权力与利益之网，却不见鲁迅站出来点名揭丑，稍加讽刺也是在1928年以后。1925年至1926年年初，他与李石曾、易培基等人为“驱杨倒章”暂时结盟，虽心存疑惑，还是不得不为盟友讳言。他宁可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向李四光“兼职”图书馆副馆长的薪水以及出资的中基会，而那个自行其是、如同黑洞一般的中法教育基金会，大家最好把它忘了。
李石曾甚至还可能掌握一笔可用而未用的款项。1926年1月16日的鲁迅日记上有“上午往北大集合多人赴国务院索学校欠薪”[19]的记载。国立大学教师索薪，首先应该去教育部，现在易培基为总长，罪责就不在他，如总长换成章士钊，他就该为学校不能发出薪水负全责了。是非以人为转移，这是一条铁律。再则，到国务院索薪，也是向许世英内阁示威、逼宫，此后几次群众性运动都是朝着逼宫的方向飞奔。1926年3月，北京国立9所高校受财政影响无法开课，教授出来筹款。奇怪的是俄国“放弃”的庚款中有一小部分可用而未用，但是各相关部门责任不明，互相推诿，致使这笔资金不能到位。1926年3月2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时事短评”栏刊登《俄款问题的责任者》一文，矛头直指李石曾、徐谦。作者“文”写道：“这次总税务司安格联固明明白白声明俄款有三十四万元可以指用，只须财政部给一训令，他于五分钟内即可开出支票；财政总长贺德霖也明明白白声明他立刻可以下训令，只要俄款委员会来函证明，一点钟内便可取到现款。……然而俄款委员却避不见面，一搁就是一星期。无怪乎教育界全体都十分愤慨，疑惑他们包藏异心，别有用意；甚至要请政府撤换他们了。”* 《现代评论》第3卷67期，第2页。这一期文章都作于“三一八惨案”之前。 最后一句中的“他们”应该就是指李石曾和徐谦(俄方委员非中国政府所能撤换)，这34万元究竟耽搁了多久？是俄款委员会的疏忽还是故意为之？当时该会委员长之职仍由李石曾代理，他是不是有拦截这笔款额不发的动机？这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府，何必助它渡过难关？不开证明，百般拖延，也是与学生的游行请愿同样有效的逼宫手段。不过代蔡元培任委员长的李石曾也付出了代价。蔡元培在这年2月3日就回到了上海，无意北上，但他仍是北大名义上的校长，代理校长蒋梦麟和北大评议会一再请他返京主持校务，他以胃疾推脱。“三一八”以后，北大教授们长了见识，评议会不再主张学校干涉政治，于5月间函请蔡元培回校，以俄款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与俄国使馆交涉，动用俄款，纾解财务之困。*“本校目前最大困难，仍是经费问题。……但俄国庚子赔款，为数甚巨，大可接济北京国立诸校。俄国使署近亦较前容易商洽，先生为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如能及时北来，进行此款，益以蒋梦麟先生及其他本校同人之辅助，大概可望成功。”见《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第731页至732页。评议会对李石曾和徐谦在惨案前扣住俄款不发，必然也有几分怨气。李石曾对于蔡元培回国，也是有所忌惮的。他如何对这位名义上的俄款委员会委员长说明自己代理此职？此事如果先由胡适或《现代评论》派中任何人向蔡元培汇报，李石曾就有点尴尬了。“三一八”惨案次日，李石曾被通缉，后来避难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终于有了说辞。蔡元培其实对俄款委员会中职位毫无兴趣，在1926年6月28日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和教育部，请辞北大校长以及俄款委员会委员之职，北大和教育部都回电挽留，恳请早日回校主持校务。这样看来，他的俄款委员会的职务应该算是顺利辞去了。但是在1928年10月2日的国民政府会议上，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国部分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20]291～292。6天后，在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三人提出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和政府主席以及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院长人选，获通过。蔡元培入选国民政府委员和监察院院长。但是蔡元培在上海听闻消息，立即请辞监察院院长之职，并直言李、张、吴的做法“太露骨”[20]294。李石曾绝无蔡元培那份洒脱，只要事关财权，他必须在场。中比(比利时)庚款委员会于1927年12月在上海成立，他又是中方委员之一。[17]60他的年谱上还有1928年10月13日在南京“出席俄庚款委员会”[17]67的记载，而这一天蔡元培在上海，未与会，孙科专门由宁抵沪，敦促蔡元培赴南京。[20]294国民政府中还没有任何官员像李石曾那样在当时所有4个庚款委员会都担任职务。李石曾此后将巨手伸向银行业也是势所必然的了。*李石曾1929年出任中国农工银行董事长，直至1949年。见年谱第68页和第112页。
四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5月，教育行政委员会推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谊为常务委员，同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设立国立劳动大学筹备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显而易见，后由易培基担任首任校长的劳动大学在当时有特殊的地位。此后一两年间，李石曾通过蔡元培变更教育行政制度，推行法国式大学区，无形中主导了新政府的教育政策。1927年6月，蔡元培与胡适被中基会选为新董事(顶替黄炎培和丁文江)，中基会的进一步改组也提上南京政府议事日程。蔡元培在1928年拟请政府任命李石曾、孙科、伍朝枢、汪兆铭等官员为新董事，当年成为定局。围绕着中基会董事构成，有一场看不见的战争。这段时期蔡元培与胡适交往较多，两人坦诚相见，颇有越走越近之势。1928年秋蔡元培“辞去北平中法大学校长的名义”[20]300，实际上主持该校但又想以校长的职位拉拢蔡元培的李石曾不免感到丝丝凉意，他应该意识到自己独掌京津冀教育大权的美梦是难以实现了。
胡适日记中有几条与这段时期的中基会相关的记载。先回到1925年1月17日，亦即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发表驱杨宣言前一天。那天晚上，胡适和陈西滢担任北大英文演说赛会的评判员，结束后两人回到胡适家中长谈。胡适记述：
通伯又谈北大所谓“法国文化派”结党把持，倾轧梦麟的情形，闻之一叹。梦麟方倚此辈为心腹朋友呢！我虽早窥破此辈的趋势，但我终不料他们会阴险下流到这步田地！
此辈者，李石曾、顾孟余、沈尹默一班人也。[21]
讨论驱杨运动和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笔仗，避开北大内部的权力之争不谈，总抓不住要害。李石曾活动比利时、法国退还庚款，并且不失时机地兴办教育，已经数年。他是进德会发起人之一，发誓不做官，但是他对权力却求索不舍。中基会为最早成立的管理庚款机构，蒋梦麟曾留学美国，又系北大代理校长，被聘为董事是理所当然的。李石曾为国民党元老之一，党内地位高于蒋梦麟，又是多项教育事业(如勤工俭学)的创始人，中基会的成立可能会使他产生被排斥之感，“倾轧梦麟的情形”只会更趋激烈。黄郛摄政内阁期间，他利用强势地位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中俄庚款委员会上留下他个人深深的权术的印记，继而他又藐视虚弱的段祺瑞执政府，专擅中法教育基金会。李石曾以不规则对抗规则，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现代评论》发出刺耳的声音，并不能使他放缓猛进的步伐，他甚至自信迟早会端坐在中基会的董事席上。李石曾在野时抵拒政府参与文化教育机构的运作，一旦自己所属的国民党执政，他就立即使用行政手段重组中基会。李石曾进入中基会(顶替原董事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与他周旋已久的胡适大为恐慌。1929年1月3日至4日，新一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开会，上述几位官员以新董事身份出席。胡适在日记中忍不住大骂重组的策划者(“这班浑人”)，他甚至废寝忘食，设计方案，不让新的董事有主导操纵中基会的可能。[22]315～320胡适自己先在这次会议提出辞职，获准后，他所推荐的任鸿隽顺利当选，并任干事长。但是在当年6月底的中基会会议上，胡适重新当选董事，并被推选为名誉秘书。这一迂回战术没有中基会中蔡元培等人的默契不会奏效，李石曾此时一定会有被耍弄的感觉，苦于不能发作。1930年2月9日，新的中基会董事会在上海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召开第四次常会，李石曾的提案被否决。据胡适记载：
此次无甚重要议案。有一案为“联合各文化基金团体保存北平古物”，李石曾提议，要合筹四百万元，一半保存北平古物，一半用在南京“创造文化机关”！此人毫无常识，毫无思想，而居然有人尊信，岂非一大怪事！
我第一次见石曾便不喜他；第二次见他，便同他作对(为里昂大学、北大海外部事)，十年以来无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蔡先生费大力引他入北大，终使北大坏在他手里，真是引狼入室。[22]610
当时李石曾是故宫博物馆理事会理事长，他的姻亲易培基是故宫博物馆院长，他的侄子、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为故宫博物馆院秘书长。通过中基会筹款“保存北平古物”，简直是在为一个已经呈露出家庭化管理败象的公共文化机构开辟金源。但是在同一年7月的年会上，故宫博物院还是得到中基会两项资助，分别为“防火建筑”5万国币(自当年至1932年，共15万国币)、印行或影印故宫地图及档案等珍品3万元。*见南京档案馆全宗号五(2)，案卷号1379。这一信息由吕晴、胡博提供，在此致谢。一两年后，传出故宫领导层监守自盗的消息，易培基和李宗侗变成政府部门调查的对象(南京法院一直到1937年9月才提出公诉)，李石曾从此在国民党内失势。在《两地书》出版时，鲁迅与李石曾和易培基在1925年至1926年“互助”的那段历史反而变为负担了，还是早日卸掉为好。
最后谈谈李宗侗在北大以及中法大学之外的兼职。1927年11月，蔡元培提出在财政部下设立全国商标注册局，以其收入作教育经费。在交付讨论的方案中，蔡元培最后添了一句：“查有李宗侗熟悉情形，拟请任命为该局局长，以资进行。”[20]104稍知蔡元培的人都明白，他并不精通财务，也不嗜好权力，这一方案的设计，很可能应该归功于李石曾。李石曾“办教育弄钱”确是极有办法，设立这么一个为着所谓的教育经费而专收注册费的机构，由侄子董其事，将来他自己就间接掌控教育界的部分财源了。全国注册局于1928年1月成立，李宗侗果然任局长。1928年1月26日，蔡元培复李石曾函：“得郑韶觉函，知已任玄伯兄[李宗侗字玄伯]为注册处长，杨宗伯兄愿在处办事，请转告玄伯兄为位置为幸。”*见《蔡元培年谱长编》，第3卷，第143页。蔡元培此处用的是“注册处长”，前后不一，但由李宗侗负责全国商标注册的政府部门，这一基本事实不变。蔡元培20天后为其子蔡柏龄到法国大学进一步深造一事致函李石曾，请他托法国驻华公使电告法国外交部，认可蔡柏龄学历。《蔡元培年谱长编》，第3卷，第161页至162页。蔡柏龄是李石曾所办孔德中学的毕业生，已在法国大学留学。看得出两人各有请托，是在“互助”。在一个无形中的割据仍未绝迹、工商业极不发达而且中央政府执法能力又十分低下的国度，要让全国商家顺服地缴纳注册费，无异于梦想。过了一个月，李宗侗又代理上海的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还有一个个职位等着他去兼任，好在他都是“熟悉情形”的。据胡适回忆，李宗侗积有一堆兼职，最多时达17个，[23]有的还是支高薪的。北伐胜利后，易培基主要担任过的职务有国民政府农矿部部长、国立劳动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馆院长，他为女婿李宗侗谋取不当利益，从来没有丝毫顾忌与犹豫。当翁婿二人的行为渐渐暴露后，鲁迅与他们以及李石曾的同路人拉开距离，或者沉默，或者微讽，不过从来没有指名道姓地教训与谴责。写《不是信》《我还不能“带住”》等文时，鲁迅嬉笑怒骂，声若洪钟，现在他的豪气消折了不少，但是能见识到国民党新贵的贪腐，也是一种长进。
东吉祥胡同的绅士们“行私利己”，远不能和鲁迅昔日的盟友相比。1928年夏，李石曾谋到高度集权的国立北平大学校长的职位，*192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已将北京各国立大学合并，改名国立京师大学。1928年6月8日，易培基在南京国民政府会议上提议，京师大学改名为中华大学，任命蔡元培为校长，未到任时由李石曾署理。决议通过。一周以后，大学委员会决议：蔡元培表示不往北京，即以李石曾担任中华大学校长。会上胡适与易培基、吴稚晖发生争辩，次日辞去大学委员会委员的职位。胡适后来回忆，他在南京开会时反对大学区制，坐在他旁边的吴稚晖站起来厉声说：“你吗，就是反革命！”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国民政府在6月19日的第73次会议审议通过大学委员会的决议。见《蔡元培年谱长编》，第3卷，第231页至236页。又据《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易培基、吴稚晖等人为李石曾争取北方教育控制权的时候，李石曾正在美国访问。他于7月29日回到南京，不久主持拟定《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9月获国民政府会议通过。这份《组织大纲》决定合并北平前国立9校及天津国立北洋大学为国立北平大学，裁撤河北省教育厅，由北平大学监管河北教育行政，李石曾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见第65页。北京大学学生请愿保留原有学校结构与校名，结果改为北大学院(陈大齐任院长)，仍由北平大学主管。此后各大学纷纷要求独立，尤其是北大学生停课护校，组织武力护校团反对接收，又掀起一场学生运动。1929年7月，大学区制取消。详见周天度著《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2页至285页。他那一系的教育界人士在京津冀一带放手揽权。但是大学区制受到强烈抵制，北大学生甚至拿出对付章士钊的办法来驱赶他。大学区制的失败已成定局。虽然李石曾还在主持北平研究院，几年前反对北大脱离教育部、后来又声援国立女子大学的北大内外的教授们现在已经显现出更大的公信力。鲁迅在1929年5、6月之交北上探母，他对跟着李石曾谋官职、抢饭碗的教授已经不以为然。他在6月1日给许广平的信(收入《两地书》)里对《现代评论》派释放出友善信号：“我以前和‘正人君子’们为敌，也失之不通世故，过于认真”。[24]可惜鲁迅说得不大准确，他是因为太世故才对图书馆兼职副馆长李四光的工资发难，如果他当时“失之不通世故，过于认真”，他必定会站出来责问陈源所说的那些“强有力者”，那些正在大口“吃‘庚款’”的李石曾和他的亲友、党人。伟人也想来点小聪明，这应该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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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毕光明)
Lu Xun, Li Siguang and China Education Culture Foundation
Abstract: The decision of Duan Qirui’s cabinet to join the Allies and declare war on Germany relieved the financial pressure of China at that time, because first of all, the reparation to Germany and Austria could be halted right away, and of the allies, the signatory states to Peking Protocol also consented to postpone the payment of boxer indemnity for 5 years (till 1922) starting from 1917. After the war (World War I), the Beiyang Government negotiated successively with countries concerned on the complete exemption of the indemnity and formally decreed that the boxer indemnity fund hopefully refundable should be earmarked for education expenditure, which on the contrary led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circle in Beijing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sp. Ministry of Education. How to set up an institution to take charge of the large sum of refund and how to appoint and select related personnel became the focus of struggle among various factions and interest groups. China Education Culture Foundation organized through consultations between Cao Kun Government and USA and entrusted to take charge of refunds by USA is such an institution. After the Beijing coup directed by Feng Yuxiang, Li Shizeng, a professor with Peking University, a KMT senior from a distinguished family in Gaoyang of Hebei and the founder of Sino-France University，belittled Duan Qirui aovernment which was short of military strength and scrupulously abused the right of property scrupulously on grounds of his wide connections in the national army. The rise of China Education Culture Foundation which was not in the control of Li Shizeng largely accelerated Li’s pace to seize power, and what is more, the Sino-Russia and Sino-France Boxer Indemnity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set up in the wake of China Education Culture Foundation were all in the charge of Li Shizeng. Open and transparent in its financial affairs, China Education Culture Foundation took the initiative to put itself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opinions—a striking contrast to the Sino-Russia and Sino-France Boxer Indemnity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which had few guidelines to follow. At the turn of 1925 and 1926, Lu Xun watched with concern the salary of Li Siguang acting as a part-time deputy curator of a library funded by China Education Culture Foundation, which not only implied Lu Xun’s doubt over China Education Culture Foundation but also served to absolve Li Shizeng from charges of taking numerous part-time jobs against the regulations of Peking University. Despite his repeated unnamed criticism by the magazine Modern Review, Li Shizeng never gave a positive response. Lu Xun’s lash at Modern Review was not only due to his personal causes but also an act of “relieving the besieged by besieging the base of the besiegers”, which was later concealed purposefully for various reasons. Yi Peiji who served as president of Beijing Women Normal University and Minister of Education in place of Yang Yinyu and Zhang Shiqin was an agent of Li Shizeng, therefore, the campaign of “expelling Yang Yinyu and bringing down Zhang Shiqin” in Beijing Women Normal University in 1925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a more complex historical background.
Key words: Lu Xun; the refund of Boxer Indemnity; China Education Culture Foundation; the campaign of “expelling Yang Yinyu and bringing down Zhang Shiqin” in Beijing Women Normal University
收稿日期：2014-11-26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4)-12-00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