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6日，是我国杰出地质学家李四光(1889—1971年，原名仲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此前夕，笔者认真阅读了《李四光年谱》(下文简称《李谱》)一书。该书是为纪念李四光诞辰110周年而编著出版的。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李四光自幼立志、执著追求，为振兴中华、造福人民而终生致力于地球科学研究的生命历程。该书史料翔实，言之有据。诚如编著者马胜云所说：李四光的一生，“蕴藏着非常丰富、值得探究的文化历史内涵”，“李四光研究已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1]。尽管编著者为该书的撰写已经下了很大功夫，但是，由于“李四光从来不说他历史上的事迹，也从未找到过他写的日记及回忆性文章”[1]5，这就使该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个别时间上的误差和疏漏。本文通过广泛搜集到的新史料，对《李谱》中出现的时间误差进行了考索和补正，探究了其中的文化历史内涵，为李四光研究增补了有价值的史料，以此纪念李四光120周年诞辰。

一、 李四光应聘去北京大学前，与傅斯年通信的时间问题

在《李谱》1919年“秋末”的谱条中，记载着“李四光在柏林接到由伦敦转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电报”。接着写道：“李四光从德国给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到英国伦敦留学的傅斯年去信，询问北大的情形。”[1]38随后，编著者在1919年“冬初”的谱条中，又说：“李四光从傅斯年的回信中已了解到一些蔡元培校长整顿北京大学的情况，因此决定接受北大之聘，准备回国教书”[1]38。

在这两个谱条中，均出现了时间误差，即在1919年“秋末”和“冬初”时节，傅斯年还在国内做着出国留学前的准备工作，根本不可能已经到达英国伦敦。

按照常规，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本应在1919年暑假期间毕业，但是，因为那一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使他们错过了毕业考试时间，因此，未能如期毕业。直至1919年9月初，他们才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进行了毕业补考；至同年12月中旬，才被授予学士学位。因此，他们这一届毕业生直到1919年的年底才正式离开北京大学。

1920年初，傅斯年从上海乘船，赴英国留学。同年8月1日，他在写给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信中，谈了自己赴英国留学途中的经历。他说：“我是1月2日上的船，沿路很好，同船有8个中国人，——连我，——我独不晕船”[2]。1月4日清晨，傅斯年乘坐的海船从上海启程，经过48天的航行，至2月21日，他们在英国利物浦下船，直至2月22日下午，他们才乘火车抵达英国伦敦[3]。

既然傅斯年是在1920年2月22日才正式抵达英国伦敦，那么，“李四光从德国给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到英国伦敦留学的傅斯年去信，询问北大的情形”，最早也应该发生在1920年2月22日之后。所以，“李四光从傅斯年的回信中，已了解到一些蔡元培校长整顿北京大学的情况，因此决定接受北大之聘，准备回国教书”的事情，也应发生在1920年的春季或春夏之交，而非1919年“冬初”时节。当时，傅斯年从伦敦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谈李四光等人应聘北大的事，就是最好的旁证。

《傅斯年君致校长函》说：“昨接李四光先生自德来信，云北京电招其往北大任地质学教授，问我北京大学的情形。我不消说是竭力劝他去的。李君与丁君，乃英学界之‘两科学家’，不特学问大家佩服，即学问以外的事，也是留英的精粹。他们所学的科学，真能脱离了机械的心境，而入于艺术的心境。……李君生平，不仅学者，更是义侠之人。此间的留学界很多称道。李君不甚愿应北大之招(欲就西南)，我看先生还是竭力聘去好，定于北大有多少益处。”该信发表在1920年10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715号上，没有注明写信时间，笔者根据信中的内容，判断此信大约写于1920年3月下旬至6月之间。根据之一，傅斯年在信中提到“半农先生在伦敦，常相见。均好”。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偕夫人、女儿赴欧洲留学，于1920年3月17日抵达英国伦敦，入伦敦大学学习，在那里住了一年有余[4]。既然傅斯年与刘半农能够“常相见”，那就说明傅斯年给蔡元培校长写信的时间，是在刘半农抵达伦敦多日之后。根据之二，傅斯年在信中询问蔡元培校长“下半年来欧洲时顺便来英一看否”，由此推知，此信写于1920年的上半年。据分析，因为《李谱》的编著者未能看到第一手参考资料，而是间接转引了他人的文章，致使书中出现了时间上的误差。

二、 李四光出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始末

1. 李四光出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的时间

在《李谱》1922年11月15日的谱条中，记载着：“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之前身)副馆长。当时梁启超任馆长，袁复礼任第二副馆长。”另在1925年12月的谱条中，记载着：“李四光仍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

从以上两个谱条中，读者可以获知：自1922年11月15日至1925年12月，李四光一直在任副馆长，由国立京师图书馆，到北京图书馆的。殊不知，这两个谱条中的时间均出现了误差。

误差之一，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文简称“中基会”)与北京教育部订约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之事，发生在1925年下半年，所以，在1922年11月15日，李四光是不可能被聘去“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误差之二，在1925年12月，“北京图书馆”还没有创建，所以，“李四光仍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也是不可能的。

李四光被聘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的具体时间是1925年11月上旬，由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聘请梁启超、李四光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正、副馆长。有梁启超的家书为证。1925年11月9日，梁启超在致子女的信中，说：“日内也许要兼一项职务，月可有五六百元收入，家计更不至缺乏。”[5]从梁启超日后的书信中证实，在此所说的“要兼一项职务”，即指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其实，他在给子女写信时，对兼职的事情，心中已经有了底数。而由教育总长章士钊正式签署的“关于聘梁启超、李四光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正副馆长”的教育部训令第313号，则是1925年12月2日正式下达给京师图书馆的。训令说：“此次本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协商，组织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将该馆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并经派定委员在案。现经本部函聘梁启超为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李四光为副馆长，合亟令行，该馆仰即遵照可也”[6]。

当时，京师图书馆属教育部管辖。1925年9月28日，“中基会”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了该会与教育部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等两个议案。所谓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就是拟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筑一个新馆舍，而把原京师图书馆珍藏的《四库全书》、敦煌写经及宋元版善本书籍以及普通图书等，均移交给国立京师图书馆。

1925年10月22日，依照契约，双方合组了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推举了范源濂、陈仲骞等9位委员。其中委员长、副委员长、书记各1人，司库2人，执行委员4人，共同主持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的事宜。当时负责主持京师图书馆工作的徐森玉主任被推选为执行委员。按照契约规定，委员会向教育部与“中基会”提议，聘请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后，这才有了章士钊总长签署的教育部训令第313号的出现。

在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聘请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之后，至章士钊签署的教育部训令正式送达京师图书馆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梁启超与李四光已经走马上任。如1925年11月29日午后，“新任馆长梁任公、副馆长李四光偕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诸委员均到”京师图书馆视察，“向各课周视一周而去”①。又如1925年12月1日午后，李四光副馆长再次到馆了解情况。

2. 京师图书馆馆员的抵触情绪

自从得知教育部与“中基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并聘请新馆长的事情之后，京师图书馆的馆员们就逐渐产生了抵触情绪。这种情绪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 增派新领导，感觉不适应。教育部为了节省经费，自1918年起，京师图书馆馆长一职，一直由教育部次长兼任。“馆长既为次长兼职，势不能常莅馆，而主任实膺主司之责。”[7]当时，徐森玉正任京师图书馆主任，主持馆务工作。现在，馆里突然增派了新的馆长、副馆长，不仅馆员感觉不适应，就是主任徐森玉也同样感觉不适应。

(2) 对地质学家李四光任副馆长有门户之见。严文郁在《梁启超与北京图书馆》一文中，写道：“自梁、李长馆新闻公布后，国内图书馆界颇为惊异，以梁先生为当代大学者，出掌国立图书馆，理所必然，但李仲揆先生为一纯粹地质学家，与图书馆界毫无渊源，何以当选，而从事图书馆专业者反无一人置身其中。”[7]1342严文郁所记载的史实是比较客观的。对于李四光出任副馆长一事，当时的京师图书馆馆员们不仅惊异，而且产生了逆反心理，以至把他的好意也向坏处去领会。如1925年12月6日午后，李四光来馆“清丈各室厨匮，与颂生言，倘馆中需钱，可向委员会支领”。这本是一句好意的话，却被馆员们理解为“盖刺探同人意旨坚定与否耳，初无善意也”。对于李四光来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他始料不及的。

(3) 馆员与馆长的薪俸相差悬殊，心理不平衡。京师图书馆馆员们的薪俸一向是低微的。到1925年2月，“全馆之人月薪逾100元者仅有1人，满90元者仅有2人，其余则最多不过73元，且有20元者”。自1924年起，中央财政奇绌，教育部所属单位经常发不下工资来。至1925年2月，教育部“积欠各馆员等薪俸已15个月有奇”。京师图书馆在向教育总长陈述困难情形时，说：“各馆员均属寒士，盖藏素虚，在按月发薪之日，尚易支持，今则须四五十天方有数成可领，而馆中事务则较前愈繁，阅览之人渐增，来馆缮抄旧籍之人每日亦有百数十人，需予应付。馆员等枵腹从公，欲按章课其勤惰，亦心有所不忍”[6]113。而新聘馆长、副馆长的薪俸却高达600元和500元，这样悬殊的劳动报酬，让馆员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更何况在1925年12月12日，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范源濂到馆里宣布改组方法时，明确告诉大家：“馆长薪俸，则以对外表示隆崇之意，已定千一百金(正六百、副五百)。馆员应用有图书馆学识之人，旧馆员茹苦多年，亦思借重，唯以经费需用以购书，薪水一项不能过丰。口吻间颇多轻眇之语”，这让馆员们听了，心中好生不快。

(4) 改组的力度过大，馆员们的“饭碗”受到威胁。新馆长上任后，拟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京师图书馆进行改组，对原有馆员的职务要重新编制。1925年12月5日，徐森玉主任得知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有解散京师图书馆的策略后，无奈之下，急赴清华学校，向梁启超馆长据理力争。谈判结果，始知是梁启超制定了馆章，“设会计、庶务、文牍三主任，直隶馆长下，旧同事无一可保全者”。“森玉大愤，有辞执行委员，退就京师图书馆主任，据理力争，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意”。而此时的馆员们人心惶惶，为了保住“饭碗”，“均愿一致为森玉后盾”，共同向馆长的改组方案进行抗争。

本文所摘引《日记》的作者俞泽箴也并非等闲之辈。他是清末著名学者俞樾的侄孙，是现代著名文学家俞平伯的堂叔。当时，他正任京师图书馆“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室”负责人，负责对敦煌写经进行整理、庋藏和编目的工作。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对他还是比较器重的，曾请徐森玉主任转告，让他任一“股长”干干，被他婉辞。

3. 李四光在国立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任期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李四光于1925年11月接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而他的任期是何时结束的，在《李谱》中就没有记载了。事实是到了1926年初春，因为时局艰难，财政支绌，教育部申请不到经费，无法按照契约规定，履行每月应该支付的经费，于是，与“中基会”合组国立京师图书馆之议中辍。1926年3月，由“中基会”创办的“国立北京图书馆”成立，馆址在北海公园庆霄楼，“仍以梁、李二公为正、副馆长”[7]1341。为使北京图书馆的筹建工作能够顺利进行，1926年3月中旬，梁启超馆长从京师图书馆抽调了七八名熟悉业务的馆员，到北海筹备处工作，京师图书馆的工作从此就不再过问了。直至1927年6月，李四光与梁启超一同辞职获准，任期始结束。随即，“董事会改聘范源濂、袁同礼为正副馆长”[8]，接替了梁、李的工作。同样有梁启超的家书为证。1927年7月3日，梁启超在《与顺儿书》中，说：“我现在对于北京各事尽行辞却，因为既立意不到京，决不肯拿干薪，受人指摘，自己良心更加不安。北京图书馆不准我辞，我力请的结果，已准请假，派静生代理。”[5]1148静生，即范源濂。

4. 李四光对图书馆事业做出的贡献

李四光在任图书馆副馆长期间，协助梁启超馆长，做了许多工作。梁启超对他的学识品格是佩服的，对他的组织办事能力是信任的。如1925年12月15日，梁启超在致袁守和(即袁同礼)的信中，说：“京馆得公允任图书部长，至幸至幸。仲揆副长弟前未相识，今共事数日，深佩其学识品格。两公交谊素深，当更相得益彰。弟性耽独学，不娴事务，于图书馆学尤属门外汉，以后馆中事什九皆须偏劳两公耳。”[5]1066此后，梁启超多次致信李四光、袁守和，商谈图书馆的工作。如1925年12月20日，函商制定中国图书分类法和购买日本研究中国史及佛教书事宜；1926年6月18日、7月5日、13日和20日，多次函商为图书馆购书事，并为自己因患病“不能为两公一分劳瘁”深表“歉然”[5]1082。1926年11月14日，为给图书馆索要暹罗国所印之巴利文四阿含佛藏，梁启超函请李、袁二人以图书馆名义，在北京饭店招待暹罗贵族，并陪同参观各遗物[5]1098。

梁启超与李四光的合作同样是愉快而得力的。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曾多次自豪地说自己“有好帮手，不复甚劳”[5]1095。他在1926年9月14日的信中，谈到：“做首长的人，‘劳于用人而逸于治事’，这句格言真有价值。我去年任图书馆长以来，得了李仲揆及袁守和任副馆长及图书部长，外面有范静生替我帮忙，我真是行所无事。我自从入医院后从没有到馆一天，……这回我入京到馆两个半钟头，他们把大半年办事的记录和表册等给我看，我于半年多大大小小的事都了然了。真办得好，真对得我住！”[5]1091应该说，梁启超写在家书中的赞语是由衷的肺腑之言，从中反映出他对李四光的赞许。

李四光出任图书馆副馆长的这段经历，在他的一生中，也是比较重要的事件，因此，笔者详细缕述相关事宜，提供同好者研究参考。

注释：

①见原京师图书馆馆员俞泽箴的家藏《日记》手稿。下文所摘引的《日记》，均出于此，不再一一标注。

参考文献：

[1] 马胜云，马 兰.李四光年谱[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9：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3.

[3] 孙玉蓉.俞平伯年谱[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24-26.

[4] 徐瑞岳.刘半农年谱[M].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71.

[5]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064-1065.

[6] 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上册[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130-131.

[7] 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下册[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1208-1209.

[8] 陈源蒸，张树华，毕世栋.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