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油田等发现真的与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吗?
【类型】期刊
【作者】景才瑞（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
【刊名】科学文化评论
【关键词】 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大庆油田；新华夏沉降带
【ISSN号】1672-6804
【页码】P109-122
【年份】2019
【期号】第6期
【期刊卷】0
【摘要】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询问闵豫在中国科协代表会议的"会议简报"中所说,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问题,蒋其凯代答是记录之错;第二部分辩明黄汲清说大庆等油田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第三部分辩明张立生"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之文。客观事实是,李四光在1935年先后在英国八所大学讲学的讲稿《中国地质学》与1954年3月1日在石油管理总局所作的报告的讲稿"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中,都主张在新华夏沉降带中寻找石油。大庆油田就位于新华夏沉降带中,能说与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吗?
【全文】 文献传递
大庆油田等发现真的与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吗？
摘要 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询问闵豫在中国科协代表会议的“会议简报”中所说，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问题，蒋其凯代答是记录之错；第二部分辩明黄汲清说大庆等油田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第三部分辩明张立生“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之文。客观事实是，李四光在1935年先后在英国八所大学讲学的讲稿《中国地质学》与1954年3月1日在石油管理总局所作的报告的讲稿“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中，都主张在新华夏沉降带中寻找石油。大庆油田就位于新华夏沉降带中，能说与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吗？
关键词 李四光 地质力学理论 大庆油田 新华夏沉降带
一
我有幸于1983年6月27日至7月2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参加了由张文佑院士主持的全国首届地学辩证法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亲耳聆听了张文佑院士的“学习应用自然辩证法进行地学研究——以研究地质构造为例”、朱训（地质部副部长）的“正确处理地质找矿中的若干关系”、闵豫（石油部副部长）的“协同研究地球科学辩证法”、马宗晋院士的“科学的思维习性”、蒋其凯（石油部科技司副司长）的“油田开发地质学研究中若干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以及王子贤、王恒礼“地质学辩证法”等等学术报告，很有启发与收获。尤其是朱训在报告中提到“50年代，以李四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地质工作者冲破‘海相地层生油理论’的束缚，积极地在陆相湖泊沉积区进行探索，结果导致大庆等一系列油田的发现，一举摘掉‘贫油’的帽子”。[王子贤1988] 客观如实地说明大庆等一系列油田的发现是以李四光为代表的不少中国石油地质工作者的发现，不以偏概全，既合乎事实，又公平合理，很有说服力。再有幸在分组讨论时，我又和张文佑、朱训、闵豫、蒋其凯、王子贤与王恒礼等等同志分在一个小组内，在大家发言过程中，轮到我发言时，我就以询问的态度说，最近我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大会的一期《会议简报》上登有闵豫的发言稿，其中说中国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等等的内容，那么我请问闵豫代表，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那么和什么有关呢？这时正好到了中间休息的时间，闵豫没有解答。中间休息一开始，石油部科技司副司长蒋其凯就找我代闵豫解答说，那是记录者有倾向性，闵部长不是那么说的。我对蒋其凯这个解答未置可否。在中间休息完再次继续恢复讨论时，我有机会再次发言询问说，刚才蒋其凯代表对我解答说，那个科协会议《简报》上所登的闵豫代表的发言稿是记录者有倾向性的，闵豫当时不是那么说的。现在我再次询问，既然是记录者有倾向性，闵豫代表当时不是那么说的，那么为什么闵豫代表当时既不否定，也不要求《会议简报》更正呢？讨论过程中闵豫又未发言解答，小组讨论结束后，蒋其凯也未再次代表闵豫向我解答，似乎不了了之。但总算有“半个解答”：是记录者的问题，不是闵豫发言的问题。
二
关于黄汲清先生认为“所谓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不符事实”的问题，各有各的不同说法。黄汲清先生是地质界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四位先驱的晚辈，但又是我们的长辈，又担任过我就读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兼职教授，我聆听过他多次学术宣讲，作为晚辈也深受启发与教益。黄汲清先生所一再坚持的观点确是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不是与李四光同志个人无关，而只是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为什么呢，他说：第一，他查遍了大庆等油田发现与勘探的地质报告中，没有用地质学理论的地质术语，而是都用他的多旋回理论的地质术语。第二，李四光在世时也没有说过大庆油田的发现与他的地质力学有关的话。黄汲清第一次上书邓小平并没有说这些问题，只是说他的生活与工作条件的困难等等，当他搬进了大房子，条件改善了，他觉得他第一次上书邓小平起到了作用。他第二次上书才提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因为与他也有关系，所以在第一次上书中不好意思，没有提这个问题。他并不否认李四光的作用，只是说除了李四光的作用外，他也起了作用，与他也有关。黄汲清先生说：“我的建议是根据‘湖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四十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若“论功行赏”，他也有份之意思。邓小平批示：总之，要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所以待以钱三强为主席评审大庆油田发现的大奖时，钱三强几次登门拜访黄汲清征求意见时，他总是坚持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无关，大庆地质调查报告中他查遍了没有使用地质力学理论的地质术语。并说李四光先生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据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发现的话。但是当正式由钱三强主持的大庆油田发现的评奖大会上，黄汲清先生正式提出李四光同志应该是得奖的名单上的第一名，他列为第二名，谢家荣列为第三名，还有其他许多相关同志。钱三强起立带头鼓掌，并号召大家给黄汲清先生的意见鼓掌欢迎。黄汲清先生之意是：他说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无关，但不是与李四光本人无关，李四光既是地质部部长，又兼石油普查委员会的主任，更是地质科学家，当然对大庆油田的发现有贡献。实际上这次评奖工作是实事求是的，是公平公正的，是正确的。已表明黄汲清、谢家荣及其他许许多多凡是进行过大庆油田发现工作的同志们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承认，由此告一段落。李四光部长若生前亲口说大庆油田等的发现是根据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发现的，那不就降低了黄汲清先生的为人水平了吗？
三
去年（2010）10月14日至16日，我有幸到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术交流中心，参加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第22届年会，亲耳聆听了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研究员张立生先生的发言，论述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无关的意见。时间很紧，我只说李四光是地质力学理论的创始人。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一年。这年年底，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征询他对我国石油资源的看法。毛主席十分担心地对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面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李四光根据他数十年对地质的研究，从他所建立的构造体系，特别是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分析我国的地质条件，陈述他不同意“中国贫油论”，深信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察工作。应当打开局限于西北一隅的勘探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广的可能含油地区。在当时的情况下又能说别的什么呢？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一个报告中提到了这件事，他说：“石油在我们的工业中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首先是勘探的情况不明。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做工作，所以要有一个单独的石油工业部。”到了1963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陈群等2009] 这不是指我国地质专家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的石油地质理论，又是指什么呢？时间短促，大家没有再讨论下去。
承张立生研究员厚爱，今年年初他邮寄赠送我一篇他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第7卷第5期（2010年）上的：“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无关”[张立生2010] 的长文，长达41页，参考文献达48种之多，原原本本，有根有据，真是一篇大块文章的力作巨著。我再三读之，深深地佩服张立生研究员对科学研究的执著精神、认真态度、对我的关切。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拜读之完，就立即给张立生研究员回了一封长信，简单说明我的意见，并附去相关材料，供他参考。“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该文作者在16页上指出：“两篇重要文献对石油普查工作部署的影响”。哪“两篇重要文献”呢？作者指出：“1954年，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石油普查的前夜，中国地质界有两篇重要文献发表。这两篇重要文献，一篇是谢家荣1954年6月或7月发行在《石油地质》第12期上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另一篇就是李四光1954年3月1日在石油管理总局所作的报告，1954年底发行在《石油地质》第16期上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李四光1954]。之所以说这两篇文献重要，是因为第一，在1955年之前，对中国石油远景预测最为全面的文献只有这两篇，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文献对中国石油远景做过如此全面的预测；第二，这两篇文献发表在地质部按照中央的决定负责全国石油普查的前夜，对于指导石油普查战略选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该文第17页他继续指出：“这两篇文献都论述了石油地质的基本问题，同时给出了中国石油远景区的预测。李四光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中首先声明‘我在这方面很少研究’，‘只能够从一般地质构造的观点，提出一些有关问题’，然后谈了与石油勘探工作方向有关两点，即沉积条件和构造条件，最后指出了中国可能的石油远景区……青康滇缅大地槽边缘区域，包括柴达木盆地、西藏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西藏南部与云南北部褶皱不过于强烈地区；伊陕台地和阿宁台地；新疆；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其他地区（未指明），条件都不如上面的好。”
该文作者既肯定了李四光与谢家荣这两篇文献，“对于指导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李四光文章指出的中国石油远景区”中，也包括了“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大庆油田就处在“松辽平原”之内，那李四光所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对于大庆油田的发现就具有“战略选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怎么能说“无关”呢？问题就出在该文作者引用李四光文章时，只引用了“首先声明我在这方面很少研究”。“只能够从一般地质构造观点，提出一些有关问题”。李四光的开题原文并非如此简单，而是说：“自从苏联古布金院士把石油地质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科学之后，我们对于石油地质的研究，就高度专业化了。我在这方面很少研究，今天我的发言，只能够从一般地质构造观点提出一些问题，希望这些问题的提出，对我们石油勘探远景计划，有些帮助。大家知道，我对大地构造是有些特殊的看法，因此我要求专家和同志们给我一些耐心”。张立生先生只注意了其中“从一般地质构造观点”其一，没有注意其二：“大家知道，我对大地构造是有些特殊看法”，李四光对大地构造的特殊看法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大家知道的”他独创的地质力学的理论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句话不离老本行”，李四光讲大地构造，不讲他的“地质力学”本行，而又讲什么呢？而且他指出的“中国石油远景区”中就列入了“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而大庆就在李四光所指出的“松辽平原”之内，这不是起了战略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大家想想，这到底是“无关”还是有关呢！
其次，张立生研究员认为有些人对李四光所著英文版《中国地质学》（The Geology of China）[李四光1996] 中关于在新华夏地槽中的华北平原下有可能发现石油的论述，翻译错了，他自己重新翻译如下：
3、新华夏地槽和背斜
审视任何一张现代东亚略图我们都必定会注意到明显的陆地、海槽分布。花彩弧状的日本列岛是一条弧形陆块的浮现部分，它构成了东亚大陆的现形边界。在此陆块的前面，在太平洋边上，伸展着一条前渊，其最深的部分是著名的塔斯卡罗拉。在它的西边展布着显然呈地槽形式的日本海，黄海和东海。看来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列岛构成了存在与东亚最外面、像古华夏一样的地背斜，尽管整个来说大大缩小了。
黄海和东海中沉积了由几条大河从大陆上冲下来的巨量物质。因此，正如水深测量所揭示的那样，其海底的形状并不显示地槽式凹陷底部的真实形状。日本海的情况是另外一种样子。在这部分海槽中，现有的海图通常都显示出海底的坡度在日本一边明显地比较平缓，在大陆的一边陡得多，即在锡霍特山脉的前面延伸到朝鲜的东北海岸。南满地文发育的观察有助于说明，近代在它的西边，沿着辽河流域的边界发生了非常轻微的抬升，如果实际上不是凹陷的话。但据报道比较显著的抬升是通过沿南满海岸的上升海滨和河流阶地记录到的，如同我们向东追索到它们一样。尽管缺乏有关的资料，但将锡霍特山脉、满洲东南的高地、辽东半岛，或许还有山东地块（包括半岛区）看成是另外一个现代的地背斜（它像日本地背斜一样其东翼变陡）很可能是合理的。中国东南的山地构成了另外一个地背斜，它与北边的地背斜相当，虽然可能并不连续。
业已指出，日本海、黄海和东海构成了一个地槽，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新华夏地槽。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内新华夏地槽。这是一个很长的地槽，它从北满到扬子江中游地区斜穿中国。这个地槽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淹没在水下，形成北直隶海湾即渤海湾。在华北平原，地槽中的沉积物可能有好几千英尺厚。除地表盖层处，目前对它什么也不知道。在天津打钻已经证实，在现今海平面以下深达500多英尺的地方有淡水沉积物。另一方面，有些河流当其从北平西边的丘陵地区往下流的时候所表现出的回春作用又表明，沿着山区有相对的上升作用。这样可靠的证据足以消除对地槽的这个部分及其西边伴随的地背斜正在生长的任何疑问。沿着松花江—辽河流域、华北平原和扬子江中游到处都能找到这类事实。由于它们都在一条线上，它们的西边都是陡峭大山前沿，具有大体上相同的走向即北北东向，目前可以把这些洼陷看成是一种地槽地貌。简直没有必要再说内新华夏地槽具有外地槽和日本地背斜完全相同的走向了。
内新华夏地槽两边的山脉以最新和地背斜的形式矗立在内陆前面。这种地形非常简单，然而还是非常显眼。它由大兴安岭、太行山、长江三峡山脉、贵州高原东界以及可能还有广西的瑶山组成。要不是为了巨大的东西向山脉带所阻断，这些山脉就构成了一条连续的障碍线。在对中国的比较显著的构造特征进行综合解释的时候，李希霍芬清楚认出了大兴安岭和太行山具有的特征，但他没有看到它们是一条步向西南方向的延伸。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内新华夏地槽，至少是其北部现代的沉降，和与之相伴随的矗立在西边的地背斜部分的上升。这并不是说这些地形只是现代才开始发育的。它们有着悠久得多的历史。满洲平原中未受变动的底层，含有属于phladophoridae的硬鳞鱼，说明该地槽在白垩纪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嫩江流域有厚愈500米的、经受了褶皱的下白垩统页岩，说明该地槽的北端在晚白垩世或白垩纪后受到了扰动。在扬子江中游，到处都有很厚的红色砂岩、页岩和石膏层。在鄂北开采了石膏层；而在新安中部，这些含石膏的红层含有鱼化石。它们很可能属于白垩系。因此，我们有证据证明，在白垩纪时期，在新华夏地槽的南部和北部都有内陆盆地发育。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在华北平原内打足够深的钻孔，就会穿到白垩纪的沉积物。在该平原内勘探，比如说用地震法，有可能会发现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更有说服力的是，沿着位于地槽西侧的地背斜有强烈的侏罗纪和白垩纪运动。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佩服张立生研究员对科学研究的执著精神，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把李四光1935年应邀到英国剑桥、伦敦、伯明翰等八所大学讲学后的英文讲稿，应英国地质界友人的要求，在英国加以整理，定名为《中国地质学（The Geology of China）》，于1936年初交伦敦杜马 · 摩尔第出版公司去正式出版的著作中的“3、新华夏地槽和地背斜”一节全部自己译出如上，精神可嘉。别的同志对这一节翻译的正确与否不是我要讨论的范围。仅就张立生研究员亲自翻译的李四光这几段话而论，他自己解释说：“李四光先生在这几段文字中主要讲的是东亚地区的地形分布和地质构造特点，指出日本海、黄海和东海构成外新华夏地槽，而内华夏地槽从北满到扬子江中游地区斜穿中国，着重讨论了内新华夏地槽即中国东部的地形与地质构造格局，指出内新华夏地槽在白垩纪时期有内陆盆地发育，扼要描述了白垩系的特征，并在最后明确指出，在华北平原内勘探，‘可能会发现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这里所谓‘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因为说的是‘用地震法’勘探，人们可以理解为石油”。张立生研究员对李四光这几段话的理解与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足之处是“而内华夏地槽从北满到扬子江中游地区斜穿中国”，从北到南的松辽平原（北满）、华北平原到扬子江平原中游（江汉平原）正位于这条内华夏地槽之内，既然在华北平原内勘探，可能会发现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石油，那么在松辽平原（北满）与扬子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勘探，不是也可能会发现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石油吗？这是1935年李四光根据他的地质力学想法而讲的话。到1954年他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与发表的文章中，也把“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列入中国石油远景区之内。而张立生研究员不也将李四光这篇文章与谢家荣先生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文章，共同视为“对于指导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吗？李四光当时作为地质部长兼石油普查委员会主任，谢家荣先生作为地质部地矿司的总工程师、石油普查委员会技术负责人之一，当然要去内华夏地槽的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寻找石油了。怎么能说大庆等石油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呢？！
张立生研究员也在该文第19页上再次说：“李四光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报告已经作了一段时间了，文章也刚刚发表，该文的意见会反映到讨论会上来了，则是没有疑问的。因而，李四光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是对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起了重要作用的。因此，虽然李四光没有参加战略选区的讨论会，但否认他的文章对讨论会的影响是没有道理的。”他在为李四光的文章辩护，说“否认他的文章对讨论会的影响是没有道理的”。而李四光的文章与李四光的《中国地质学》中均是李四光根据他自己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分析而写成的，明确提出内华夏地槽中的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是中国石油远景区之一。那么位于松辽平原中的大庆油田的发现，能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吗？！
我没有弄清楚，既然张立生研究员自己亲手翻译的李四光的《中国地质学》书中那几段论述中就有“在白垩纪时期，在新华夏地槽的南部和北部都有内陆盆地发育。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在华北平原内打足够深的钻井就会穿到白垩纪的沉积物。在该平原内勘探，比如用地震法，有可能会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他在解释中也说“内新华夏地槽从北满到扬子江中游地区斜穿中国”。这里李四光说的“新华夏地槽的南部与北部”，“南部”就是扬子江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北部”就是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而张立生研究员解释中的“内新华夏地槽从北满到扬子江中游地区斜穿中国”中的“北满”就是松辽平原，“扬子江中游地区”就是江汉平原。为什么在该文第37页上又发问“又有什么可靠的资料来证明李四光先生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就把‘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来看，并指出其中的石油远景呢？”如上面的资料所示，李四光1935年在英国讲学中就讲过，他的《中国地质学》中也写过，1954年李四光在报告中也讲过，文章中也写过，早就把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列入中国石油远景区中。这都远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在该文37页上张立生研究员又发问：“从来没有提到过江汉平原的名字”，不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吗，如上所述李四光1935年就说，“在新华夏地槽的南部和北部都有内陆盆地的发育”，张立生研究员也解释说：“内新华夏地槽从北满到扬子江中游地区斜穿中国”，这不早就把“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来看了吗，何待是发现了大庆油田，又在华北和华中若干钻探地点发现多层油砂之后，李四光才说呢。此时李四光给长工同志并党组写信，当然就只能说“再一次证明了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的看法是正确的”。况且1959年9月16日，李四光详细听取了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技术负责人韩景行等的汇报后，又指出：“搞石油要把眼光放远一些，要从长远考虑，不能仅限于现存老油区附近”。他指出，松辽大凹陷不论其成因如何，确是存在的。它被大隆起所环围，西面和东面有北北东方向的大兴安岭和长白山脉，北面是小兴安岭及位于苏联的近东西向褶皱隆起带，南面是近东西向的阴山山脉及其东延部分。如果能找出大凹陷的分布规律，了解其生成的原因，对找石油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大凹陷和隆起的分布是有规律的。李四光向他们介绍了新华夏系三个沉降带的分布情形之后说：“这个新华夏系构造带，中间多为近东西向复杂构造带所分隔，而且东西向构造带更向东延入海域，其东端则指向太平洋西岸各岛弧的连接处，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找油的远景区，就是这些隆起所划分出来的盆地或平原地区”。李四光还明确指出：“在松辽盆地南面的隆起上找油，可能希望很小。更向南沿渤海湾及渤海内，可能是找油的好地方。因此跨过东西向隆起带向南去找油是非常重要的。”李四光的这次谈话，对松辽石油普查大队的同志鼓舞很大，使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了，干劲也更大了。我亲自向韩景行请教过，他对我说，他们向李四光汇报，李四光指出的的确是大战略性原则性的。① 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韩景行等执笔）1982.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六十年的回顾和展望.《地质评论》.28(3).
国庆十周年即将来临的9月24日，石油工业部在黑龙江省肇州县高台子构造松井基三井，首次获得自喷工业油流；紧接着9月26日，地质部在吉林省扶余县雅达红构造扶二十七井，也获得工业油流，从而我国东部找油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迎来了1960年大庆油田大会战的胜利。[陈群等2009，页306-307]
事实胜于雄辩，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勘探，客观上就是石油部与地质部两家共同完成的，也是和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所指出的北北东向的新华夏地槽密切相关的，不需要何长工部长下什么一招“妙棋”的。
关于当时“石油部余秋里部长说，什么李四光，什么地质力学，球，找到油田就是（地质力）学”的口气，在“川中会战”时，李德生院士当年尚年轻，但已在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毕业在玉门油矿干了十三年工作，作为“川中会战”的总地质师，负有技术的责任，他一再主张并坚持等地质资料收集齐了，再大干也不迟……，不能蛮干，激怒了余秋里，余拳头猛地砸在桌子上吼道：“扯淡！等你资料收齐了，人家钢铁大王都已经把英国美国都赶超了。我们还干个鸟！你这叫动摇军心，知道吗？油都喷到天上了，这是最好的资料，亏你还是个总地质师呢！”① 东南大学校友通讯编辑部2010.李德生——罡风吹不散，总是石油情.《校友通讯》.页69-73. 这也难怪，余秋里军人出身，当过军长，爱国心切，大跃进时代，热情很高，说话直来直往，什么“球”、什么“鸟”、什么“扯淡”都随口而出。但也表现了他不懂科学，“川中会战”以失败而告终。正如毛泽东于1964年元旦之日，叫中央办公厅通知李四光晚上到怀仁堂看《朝阳沟》现代豫剧所说，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勘探，地质部和石油部都有功劳，李四光起了战略作用，余秋里起了现场会战指挥的战术作用。（我的同一期国立中央大学的同学段万倜闲谈中告知我的）。
该文第28页上所说“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项目究竟是怎样提出的？”中，引用黄汲清先生在《我与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一文中说，“根据我的回忆和档卷记录，会议闭幕以前是由我代表普委向部务会议汇报最后讨论结果的。令人遗憾的是，我的汇报内容没有记录下来，我自己也没有留下笔记。……当我们检查小组于5月22日出发西北后，在‘家’坐镇的是办公室副主任李奔同志。6月11日普委给东北地质局下达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任务书，这一工作估计是李奔同志负责，是很及时的。任务书的内容可能是苏云山起草，经我修改审批的”。从一段话的口气，黄汲清先生作为一个科学家，可是他的“汇报内容没有记录下来”，他“自己也没有留下笔记”，接着又是什么“估计”，又是什么“可能”，他自己也拿不准，还要硬来抢功。张立生研究员评论说：“即如果黄先生汇报时的确提出来松辽平原的项目，李四光听了汇报后，为什么松辽平原的项目没有上？而如果黄先生汇报时的确没有提出松辽平原的项目，李四光也并没有指出应该上松辽平原的项目。”第一问，“查无实据”，“我们没有查到当时的讨论记录”。第二问“李四光也没有指出应该上松辽平原项目”。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李四光本来在1935年与1954年就把松辽平原作为中国石油远景区之一，会后发现了这个遗漏问题，不是在1955年6月11日给东北地质局下达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任务书吗，东北地质局不是普委的下属单位，是地质部的下属单位，普委也是地质部的下属单位，给东北地质局下达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任务书，只能是由普委向地质部提出，由地质部的名义下达。李四光当时既是地质部部长，又兼普委主任，怎么该文41页上能说：“李四光本人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和普查项目的提出没有多大的关系。”此话还留有余地，还带有辩证思维，没有绝对化，没有把话说绝，只说“没有多大关系”。那么总还有多小（少）的关系吧。
其实对这个问题争来争去是没有必要的。黄汲清先生在为1989年由北京学术书刊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矿床学——谢家荣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所写的前言中，便毫不含糊肯定地说：“1954年，地质部成立普查委员会，由李四光部长兼主任委员，刘毅任常委兼副主任委员，谢家荣、黄汲清任常委并负责技术，……谢、黄二人意见基本一致。他们认为应当在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松辽盆地、华北盆地、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布置石油普查队。……在有各大区地质局行政和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上，讨论并同意了这一计划。随即由黄汲清代表普委会在李四光部长主持下的部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经部批准。紧接着，组成了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和华北平原石油普查大队，分别于3、4月出发，开始野外工作。松辽平原方面，当时的东北地质局一时派不出技术负责人，延迟到8月份才组成了一个普查小组，并进行工作。”[张立生主编2009，页40] 这才是科学家的语言，明明白白，十分肯定。前面多余争论。
该文在第42页上提出：“谢家荣、黄汲清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地质科学工作中最大的功臣。多少年来，说到大庆油田的发现都只提李四光，或者也提到黄汲清，却很少提到谢家荣。这是歪曲历史的本末倒置。……为了对已经逝去的英灵有公正的评价，也为了中国科技事业未来的健康发展，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画龙点睛。这才是张立生研究员花了大量辛勤劳动，详详细细查对资料，旁征博引，撰写这篇长文巨著的目的所在。对于张立生研究员这种精神，我多次说了，我是非常佩服的。佩服归佩服，但我认为这个结论并不十全十美，还有商量之处。
第一，该文中说：“多少年来，说到大庆油田的发现都只提李四光，或者也提到黄汲清，却很少提到谢家荣”。这是事实，其原因在于谢家荣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在那个耽误中国建设二十年的极左路线下，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又强调要“划清界限”。没有多少人敢为“右派”说话，谁还专门提“右派”的成绩与贡献。这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使然。改革开放以后，党纠正了以前的错误，给错划“右派”的同志改正了，在评大庆油田发现的大奖时，把谢家荣先生列为第三名，这实际上也是给谢家荣先生恢复名誉与社会承认。我读大学的时候谢家荣先生与黄汲清先生都是我们国立中央大学的兼职教授，李四光先生又曾代理过国立中央中央大学的校长，我都先后聆听过他们三位的学术演讲，也拜读过他们三位早期的学术著作，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辈，我对他们三位都是同样尊敬的，尤其是对错划为“右派”的老师与同学都是同情的。我读大学四年中我们的系主任李旭旦教师，曾庚款留英获剑桥大学硕士学位，给我们年级开过三门课，师生情谊很深，被错划为“右派”后，当时没人敢为他辩护。今年（2011）是他诞辰100周年纪念，我应邀写了一篇长文，正面述说了他的成绩与科学贡献，而不伤害他人。应邀去南京纪念大会上发言。所以我接到张立生研究员寄赠给我他的该篇长文巨著后，拜读之下我给他回了一封比较长的信，建议他应该从正面专门论述谢家荣先生的成绩与贡献为好。
其次，我同意张立生研究员对“谢家荣、黄汲清”谁先谁后的排名。因为张立生研究员在该文中就说“在1955年之前，对中国石油远景预测最为全面的文献只有这两篇”，哪两篇呢？一篇是李四光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另一篇是谢家荣先生的《中国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黄汲清先生没有文字在内。而且说这两篇文章“对于指导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为什么只说：“谢家荣、黄汲清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地质科学工作最大的功臣”，而排除李四光在外呢？！
说一千，道一万，凡论事既要解放思想，也要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客观而论说，不必带有情绪。譬如该文第9页上说：“这就是被无数人在无数场合引用来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中曾经说过‘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凹陷带找油’的那段文字的全文，也就是那本被人吹为‘只印了两千册却使我国从贫油国一跃而为拥有大庆、大港、胜利等油田的富油国’的‘地质著作’[陶同1988] 中有关新华夏沉降带和石油问题的全文。”我没有读过 [陶同1988]的文章，只从张立生研究员的这段话，明显就是看不起“只印了两千册”的李四光所著《中国地质学》这本书。试想在1935年的年代，中国的地质学家中又有多少人写过这样而印数更多的书呢？按张立生研究员重新翻译的文字中就有“在新华夏地槽的南部和北部都有内陆盆地发育。……在华北平原打足够深的钻孔就会……比如说用地震法，有可能会发现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石油，并且已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列为中国石油的远景区，当然就应该“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凹陷带找油”，这又是什么错误呢？李四光这本《中国地质学》原版是英文版，在当时，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中国地质学，在国外有很大影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教授在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曾指出：“很幸运，在这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中国地质学》。”前苏联曾全文从英文译为俄文，在莫斯科公开出版，张文佑院士早期也从英文摘译为中文，公开出版问世。可见其在中外影响的情况。中国人不应该小看中国自己的地质学家及其著作。对谢家荣先生之所以埋没了一段时间，是因为当时政治环境把谢家荣先生错划为“右派”之故。改革开放后，在评大庆油田发现之功大奖时，谢家荣先生早已谢世了，李四光先生也已去世了。黄汲清先生就有了很大的话语权，他主张把李四光排第一名，他自己排第二名，把谢家荣先生排第三名，其下还有很多有贡献的同志都入围得奖的名单之中。此处我同意张立生研究员的意见，其先后应该是“谢家荣、黄汲清”，而不是“黄汲清、谢家荣”。这已经达到了“为了对已经逝去的英灵有公正的评价”的目的了。凡事“矫枉不宜过正”。不能为了谢家荣先生对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曾经一度埋没，现在为了彰显他的功绩，就完全否定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的作用。当年评奖时黄汲清先生还不敢主张把他自己列为第一名，而主张把李四光列为第一名呢。我赞成朱训同志高度的概括：“50年代以李四光为代表的中国地质工作者冲破‘海相地层生油理论’的束缚，积极地在陆相湖泊沉积区进行探索，结果导致大庆等一系列油田的发现，一举摘掉了‘贫油’的帽子。”这就把谢家荣、黄汲清、韩景行等等等等有功人员都包括在内，一个也没有遗漏。他们都为祖国出了力，争了气，一举都列在获奖名单之中，功德圆满了。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技术负责人韩景行总工，他明确无误地认为，他们是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工作的。① 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韩景行等执笔）1982.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六十年的回顾和展望.《地质评论》.28(3).
参考文献
王子贤1988.《地学与哲学》.北京: 北京文史出版社.
陈群、段万倜等2009.《李四光传》.北京: 人民出版社.
张立生2010.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科学文化评论》.7(5).
李四光1954.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石油地质》.(16).
李四光1996.《中国地质学》（The Geology of China）.见《李四光全集》.(1).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英文原版1939年于伦敦出版.
张立生主编2009.《丰功伟识 永垂千秋——纪念谢家荣诞辰110周年》.北京: 地质出版社.
Is Li's Theories of Geomechanics Irrelevant to the Discoveries of Daqing and Other Oilfields?
Abstrac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Part I imposes the question that whether the discoveries of Daqing and other oilfields are irrelevant to Li's theories of geomechanics, as stated by Min Yu in a speech that was recorded in The Conference Bulletin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which Jiang Qikai, who was also a representative to the conference, referred while responding that there was a record error; Part II clarifies the fact that Huang Jiqing did suggest that the discoveries of Daqing and other oilfields were irrelevant to Li's theories of geomechanics; Part III analyzes the article On the Irrelavance of the Discoveries of Daqing and Other Oilfields to Li's Theories of Geomechanics by Zhang Lisheng.In fact, Li Siguang have indeed claimed it necessary to search for oil in neocathaysian subsiding belts,a point he emphasiced both in The Geology of China, which was a collection of his lectures for eight U.K.universities in 1935, and in his report to the State Oil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n March 1, 1954, entitled The Prospecting Perspective of Chinese Oil Resources in the View of Geotectonics.Since Daqing oilfield is doubtlessly located within the neocathaysian subsiding belt, how can we say that its discovery is irrelevant to Li's theories of geomechanics?
Key words: Li Siguang, geomechanics, Daqing oilfield, neocathaysian subsiding belt,relatio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