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蒙古族学者——李四光 梁漱溟 萧乾 艾思奇》后记
我于2001年退休后即着手搜集本书传主的资料。经过爬梳、重构、运笔，直至当下付梓，已越十又二年。唐代诗人贾岛有一名句：“十年磨一剑。”写此书用时长则长矣，然则此剑利乎?钝乎?一时自难逆料。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风云激荡，人才应运辈出。一批士人为了救亡图存而在思想、理论、学术方面作了多路探索。当时，思想活跃，学术繁荣。在灿若星辰的爱国知识分子中，涌现出相当数量的蒙古族学者，以他们精湛的人文思想或自然科学成果融入时代大潮，为国家独立和新中国的建设，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们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如今，重写他们的人生道路，是为了张皇其操守节义，弘扬其恭勤学习的精神，使我们蒙古族青少年以他们为楷则，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修身养性，刻苦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功立业，这便是我写此书馨香祷祝的旨归。诚如古人云：“虽非经纬制作，庶勉后进子孙。”然而，“徒有登山意，而无一身轻。”但愿良好的心期不会变成水中明月般的虚妄。在写作此书期间，夙兴夜寐，栉风沐雨，虽未臻于“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的境界，却也给予了无比的专注和热情。
如今，本书行将出版，十余年的精力，便可幸资小结了，我人生的最后一个使命也已告成。
在众多蒙古族学者中，何以择此四人为之立传?只缘取舍有则也。他们的学术成果均具世界影响力，未臻此境者不录。他们均已作古，其事克定，今所记述不涉存者。他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新社会成长之学者未加关注。他们咸为大陆学者，海外同族学人未加属意。以此四条标准衡量，仍未免挂一漏万，或因作者寡闻，或因其资料难索。
众所周知，梁漱溟与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多有抵牾，我却将二者收于一书。理由如次：首先，他们都是蒙古族人。其次，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再次，他们与另外两名传主大节不亏，都能从出处、去就、辞受、取予处做起，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最后，他们的学术成果或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国家和民族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了这些交集点，将他们同出一书，既合于情理，也体现出包容、多彩的时代精神。
贯穿本书的一条红线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蒙古族的民族精神。四位传主的爱国情怀不仅凝聚在他们的著作里，而且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中。他们均有机会定居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可他们毅然留在祖国，在清贫和斗争的环境里报效父母之邦。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这正是他们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基础。
崇敬英雄的蒙古族文化传统，经千百年风雨，锻造出伟大的蒙古族性格。蒙古族学者那仁敖其尔、赛音徳力根根据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述，将蒙古族的民族精神界定为奇颜精神——刚毅、勇敢、大无畏。这种民族精神，在四位传主的血脉里流淌着难以磨灭的因子。此外余不揣浅陋，为吾族之民族精神再加一项：智慧。圣祖成吉思汗曾说：“身躯之英雄称一世，智慧之英雄称万代。”以此观之，圣祖是非常推崇智慧的。事实亦应如此。成吉思汗能征服世界，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仅凭勇敢是难以办到的，唯其大智大勇方能成就历史之功。本书中李四光之通达、梁漱溟之深刻、萧乾之灵气、艾思奇之敏锐，均体现了蒙古族的智慧。对上述蒙古族精神，在记叙中给予了观照。
本书为救正世道人心，侧重记载了传主们的生平行谊，对他们的学问未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方面受篇幅限制，不容作精细的学理分析，另一方面自己读书，无确宗旨，杂取浮摭，不成一学。因此，对他们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无力考辨。但涉及传主们的贡献时，无法绕开他们的学术成果。遇此情形，只好作化约式介绍。
本书对四位传主以年齿排序，毫无轩轾之意。
本书为人物传记，但它不是学术传记。清代学者李慈铭说过：“昔人谓作谱之才，须与其人相称，诚知言也。”然而，四位传主治学分属不同学科，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而本人学殖瘠茫，尤其对地质学很是陌生，要立足学术叙写人物，诚吾力不逮也。它也不是文学传记，文学注重细节，要求场景再现，大量的拟实描写，照此去作，必是卷帙浩繁，一书难容。我采用的是随笔体传记，可以自由挥洒，拘束不多。在行文中，尚能尊重历史本体，客观地再现历史人物，断不敢凿孔悬解，呈臆妄言。
本书所涉史料不能不依赖他人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方面，自己确然作了一番精细结构的功夫。此外，对近年新出现的相关资料，目力所及，无不纳入其中。
国学大师章太炎尝云：“一字片言，必标出处。”学术著作，理应如此;传记作品，不必拘泥此规约。本书资料大多来自成书，如每一用之，皆标出处，无乃注释多于正文，令人难以卒读。我借鉴了“五四”时期胡适先生的办法，将征引过的书籍列于文后，以示资料的来源和对各位作者的敬意。
本书能顺利出版，我要感谢阿汝汗、包宝祥、白蕾、包胜利、万喜、吴灵芝、包力军、谢德君、佟振文、佟特格西、郭建军诸友的无私帮助和支持。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扎拉嘎族弟为本书撰写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