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任地震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四光（上）

						
旧中国有三个全国性的地质机构：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矿产测勘处。通过调查和征求地质工作者的意见，新中国政务院批准建立“一会、二所、一局”的方案：一会，即地质工作计划调配委员会，后改为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二所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一局，即财政经济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 全国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后，全国地质工作和地质研究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但是，很快发现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1952年8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从此，李四光走上了领导全国地质工作的重要岗位。 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地区。李四光对于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工作很重视，还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地震工作委员会时，他就亲任主任委员。 李四光原名仲揆，蒙古族，出生在湖北黄冈回龙镇下张家湾乡的一个穷山村。14岁出国留学，凭的是自己勤奋努力得来的成绩。在去日本学造船的船上，因为穷，买不起正式的铺位，只好白天窝在底舱，晚上在船顶过夜。 李四光是中国同盟会的创建会员之一，参加过1905年7月30日的同盟会筹备会和8月20日的东京同盟会成立大会。这年，他16岁，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在同盟会筹备会上，孙中山特地走到李四光跟前，摸着他的脑袋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很好，有志气，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1912年2月7日，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的实业部长。袁世凯当权后，李四光辞去职务，留学英国。这一去，奠定了他终身为之献身的地质学事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政府选拔6个人为孙抬棺送灵。选拔的标准是：一、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二、在辛亥革命中有贡献；三、对当时社会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四光便成了这6人中的一员。4月2日，李四光参加孙中山的祭奠活动后，到中央公园社稷坛 （今中山堂）为孙中山抬棺送灵。孙中山的遗体棺被抬到门外后，放到高架灵梓上，在几十辆黑白相间的马车和众多送灵人陪同下，前往西山碧云寺。李四光则从中央公园一直步送到西直门外的万牲园。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抗战。在事变前后，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邀请全国各大学教授及各界领袖举行谈话会，名曰交换对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意见，李四光作为首批邀请对象到了庐山。李四光也想了解一下国民党政府对抗战的态度，所以，上山后先是拜访了曾经与他在日本、南京有过交往的汪精卫。一见面，他就提出“现在再不打，别无出路”的观点。汪精卫却大谈不能打的道理。这使李四光非常失望。当蒋介石、汪精卫正式举行谈话会时，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由于李四光不买蒋介石的账，加上他一贯反蒋，当传来蒋介石要抓他的消息后，为了家人的安全，全家搬到农村去居住。幽静的环境，更让李四光静下心来从事科学研究。在煤油灯下，他完成了《二十年经验之回顾》《山字型构造实验和理论研究》等论文和著作的初稿。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不因此而中断自己的科学研究。1941年，李四光获得“丁文江先生纪念基金委员会”奖金。 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地质研究所也迁回南京。1946年11月，李四光乘船由重庆准备回南京。这时，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已经打响半年，他对蒋介石彻底绝望。到南京时，尽管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在码头迎接，但他没有下船，直接到达上海。1948年2月，他应邀参加在伦敦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年会。会后，他没有立即回国。 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要员纷纷南逃，地质研究所被通知搬到广州中山大学。在国外的李四光知道这个消息后，连续写信给地质研究所的同事，希望同事们设法阻止地质研究所南迁。由于他的反对和地质研究所的其他同事的努力，地质研究所留在南京，解放后几乎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周恩来指示郭沫若一定要同李四光联系上，邀请他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郭沫若遵嘱，给李四光写了请他回国的信。南京解放后没几天，陈毅到地质研究所视察时，询问李四光的有关情况后，明确告诉地质研究所的科学家，欢迎李四光回国。 正当李四光在焦急中等待启程的时候，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策划了阻挠李四光回国的阴谋。他们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如果不办，就要扣留他。李四光当机立断离开了英国。当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派员来找李四光时，他已经到了法国。1950年4月6日，李四光携家人安全回到国内。他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外国的地质权威根据他们对中国的肤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重要的油田；东北地区不会有大量的石油。总之，中国是一个贫油国。 中国地质界相信这个定论的正确性。但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新中国首任地质部长李四光。 还在1928年，李四光根据自己的研究，对“中国贫油”的定论提出了挑战。1935年再次提出中国可能找到石油。但是，要推翻权威的定论谈何容易。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对石油的需要更大。石油生产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瓶颈。毛泽东把李四光找到中南海，十分担心地问：“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新中国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能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 李四光非常明白毛泽东的话的分量，他要为领袖分忧。领袖的信任，更是他努力向前的动力。他一直不同意“中国贫油论”。一次他在石油管理总局作报告时，根据自己的地质理论，扳着指头说，中国石油勘探远景最大的区域有三个：第一，青、康、滇大地槽；第二，阿拉善——陕北盆地；第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未完待续） （据4月15日 《中国档案报》顾育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