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中国教育如何摆脱“危机”2问怎样培养出更多的“李四光”3问素质教育，何以年年提年年缺

						
首位担任英国名校（诺丁汉大学）之长的中国教育家杨福家：①教育，从“一二三四五”做起
我是在美国首都读到温家宝总理的这次讲话。一看到“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危机感”，立即想起了１６年前在复旦大学接待以色列已故总理拉宾的一段情景。当时，拉宾总理自豪地介绍：“以色列只有５５０万人口。其领土的６０％是沙漠，９０％是干旱地。
但我们是农业强国，高科技强国。”我问：
“什么因素使以色列如此强大？”他答了一句：“以色列有７所一流大学。”
以色列对教育的重视闻名于世，国家对教育的年投入占全国ＧＤＰ的１２％。早在以色列国建国前２５年，希伯来大学就已成立，创建该校的首任校长魏茨曼后来成了开国总统。近年来，在本土作出巨大贡献的以色列科学家更是接二连三获得诺贝尔奖。
论土地面积，北京与以色列差不多；论人口，上海为以色列的３倍；论环境，我们６０年和平，他们战火不断；论历史，我们的大学诞生得比他们早，京沪两地都有百年老校，却没有一所可与那７所相比！总理一再问：６０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像钱学森那样的杰出人才？对比这些，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危机感油然而生。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４日，温总理曾希望我就“如何办好大学”这一问题提出建议。
半年后，我在很多同志的帮助下交“卷”。总理在复信中肯定了我们的努力，并指出：“倘有更多的人思考、讨论这个问题，对于办好大学必有益处……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能停留在议论上了，必须有更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必须有更大的作为。”
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摘要如下，归纳起来是“一二三四五”：
――“一个中心”：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合格公民。
――“两个基本点”：教育公平；教育质量。
――需要转变“三个观念”，并有政策配合：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使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正确对待各种学位，学生的兴趣爱好决定了最适合他的学位；减少名校情结，对学生来说，适合他的学校才是最好的学校。
――关注“四个要素”：有形资财，人力资源，文化内涵与办学体制。
其中，人力资源包括优秀的教师、学生与管理人员。大学生能否在一流教授的指导下，在人文、科学技术前沿探索方面或为社会服务方面，以极大的兴趣与好奇心，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是大学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
文化内涵是四要素的核心，大爱是文化内涵的重要内容。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宽容、不浮躁的学术环境，都是大学应有的文化。良好的学术环境是造就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
――发展中国教育，还须进行“五项改革”：高考制度，评估制度，教育方法与内容，教育结构，教育体制。
教改的关键是体制的改革。理想的体制应该做到：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保证大学面向社会，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自主办学权，实行民主管理。
教育体制不仅是领导体制，还有同等重要的质量控制体制、师生激励体制等等……不过，如果高考制度不改，一切都是空话。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
尽快确立“国家教育价值观”
教育是一个公众性话题，全民对教育有很高的期待，但正如总理所言，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再加上，几轮教育改革均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出现了当下的“集体失望”现象。
这对中国教育未来发展不利。
当前，应通过即将完成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唤起全民信心。要唤回信心，最刻不容缓的，是解决好整个民族的“核心教育价值观”。
教育的最重要使命，是培养美好的人性，塑造美好的人格，从而建成一个美好的社会。但是，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生活中，分数恰恰成为教育至高无上的追求，成为衡量教育品质的唯一标准；在我们的大学，就业成为最急迫的任务，成为判断大学优劣最关键的指标。这是中国教育许多问题的滥觞。
目前，中国教育的五大“问题”是：整体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公平问题突出；应试教育为中心的模式仍然左右着教育；行政化、官本位的色彩仍然较为浓厚；教育经费依然短缺。
过去６０年，中国教育界对改革是讲的人多，干的人少；局部改革多，整体改革少；浅层改革多、深层改革少。这既与我们的办学体制僵化、学校的自主权太少有关，更与教育发展盲目有关。
教育共识不形成，改革会是瞎折腾。
建议有必要尽快在全社会发起一场“教育原点”的大讨论，确保方向的正确性。中国教育改革，再也不能无的放矢了。
因一篇农村调查报告受到温总理高度肯定的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李强：
多倾听学生的意见温家宝总理对杰出人才培养的忧虑和急切的心情，我也感同身受。一所优秀的大学需要一个积淀的过程，培养像李四光、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也需要时间的积淀。我们国家有两千多所大学，不乏百年老校，但与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的父母也都希望孩子能进入北大和清华。然而，一方面，杰出人才并不全是教育体系培养的；另一方面，杰出人才的成长由很多因素决定。在科学的道路上，既要有激情和创造力，又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既需要具备领袖能力，也要有团队合作精神……成为杰出人才的只是少数人。
身为大学校长，我有时也很无奈。
社会上取消高考的呼声很高，但更好的选拔方式在哪里？高校扩招积极性明显，但就业难又怎么解决？教育不改革，“李四光”难有生长空间。
为了培养出杰出人才，我们也做过很多尝试，包括在新生中选拔尖子班，进行教学方式改革等。我也常和教授们谈心，希望他们能尽量保护学生们的兴趣，这些“８０后”“９０后”的成长环境跟我们那时很不一样，坚忍不拔的精神有待提高。
获得诺贝尔奖是国人的梦想，但诺奖青睐的是那些在方法上有本质突破和创新、并能在重大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在某些领域，我们的科学家做出了世界一流的工作，有的甚至世界领先，但这些工作从本质上说还是“跟随”性质的。对于指导科研方向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这“三新”的创新，我们几乎还是空白。但只做跟随性科研，“李四光”就难脱颖而出。
要想追赶世界科学前沿，必须从“娃娃”抓起。我所说的“娃娃”，指的就是本科教育。近１０年来高等教育获得了大发展，逐渐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这都是好事，但在改革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坚持必要的精英教育。只有这样，“三新”才有希望，“李四光”才会越来越多。
校长回应刚在２００９年世界高科技论坛上获“杰出学术领袖奖”的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
②科研，从“三新”突破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促使我对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有了更多的思索，一是高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是温家宝总理《百年大计教师为本》的讲话。这篇讲话我读得很仔细，敬佩总理的直率和坦诚。
总理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要培养“杰出人才”。我认为，要缩短与欧美发达国家在科技实力上的差距，必须培养具有全球化背景的领军人物，培养“思想的领导者”。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做起。
第一，去除功利化，要有教育的理想、科学的理想，这是最根本的。很多教师和父母在指导孩子选择专业方向时，总看着它的就业机会和未来薪资。
殊不知，“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应让孩子充分遵循自己的兴趣去探索未来。
比如高锟教授，他研究光纤时，没想过会得诺贝尔奖，也没想过申请专利，完全是按自己的兴趣在搞研究。
第二，要建立激励新思维的机制。
现在的教育体制有点像流水线，通过标准化、应试化的机制，消磨了孩子不同的个性和创造性。这非常可惜。而名目繁多的竞赛也让孩子为了获奖去学习，这对成长并无太多益处。同时，官本位和行政化把学校变成了政府部门。学校应该是学术至上、学生至上、教授至上。
第三，要有开放的视野和长远的心态。我们需要沉静自己的心，对未来的发展和战略做深入思考并踏实地付诸实践。当然，还要有开放的心态。自主创新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开放的、合作的创新，不是自我封闭的创新。现在我们在创新方面有两个极端化现象：一是“山寨文化”，只模仿，不创新；另一种是什么都要自己从头做起，不善于利用世界上先进的科研成果。这两种现象都应避免。现代科技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昔日“神童”、今日微软“少帅”张亚勤：名家建议培养“思想的领导者”
我在参加第五十九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时发现，与外国的学生相比，我们中国学生做的项目很多还是小发明和小制作，不算真正的科研创新项目。
其实，创新并不难。许多人之所以认为它难，是因为我们先就认定它很难。创新能力来自好奇心与探索欲望，很多创新只是“多走了一步”，是建立在原来事物上的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去接触身边的事物，了解它们，寻找它们的不足之处，敢于对它们提出质疑，不要墨守成规。
我在生活中喜欢思考，喜欢提问。
有一次，我走在厦门一个地下人行通道中，发现里面的湿气和异味让人很难受。我尝试着做“可引导自然风对流的不对称型地下通道”这个项目，最后获了奖。我喜欢自己动手实践，这样可以为创新提供更多的灵感，培养自己的能力。
学生有了自己的兴趣，是需要借助平台发展的。比如，我们需要更多、更完善的科研实验室来实现自己的科研兴趣。我们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而不是一群考生。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会为学生提供一个接触各方面知识的宽阔平台，而不仅仅是学习数理化等应试课程。
学生看法获第五十九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特等奖的厦门双十中学高三学生方兴：
兴趣，借平台发展温家宝总理问，为什么素质教育强调了多年，到现在成效还不够明显？的确，素质教育的呼唤已在我国教育界超过２０年，时间真的很长了。
什么是素质？爱因斯坦曾说，当我们把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全都忘掉之后，剩下来的才是素质。那么，我们的教育到底应该给学生剩下什么呢？
我曾与同学们算了一笔人生与社会发展的账：从现在开始到４０岁，还有２０多年的时间。中小学教育要着眼于２０年后，“为４０岁作准备”，为学生留下终身受用的素质。如果我们的教师都站在这样的高度来备课、思考教案、研究每一节课，让学生学会看书，学会思考，形成对科学文化深深的依恋，我们的教育就可能提高一个层次，可能给学生留下最可宝贵的东西。
学生是生龙活虎的、富有个性的。
如果只用表现在纸面上、试卷上的单一的评价方式，只用一把尺子来丈量，必会忽略甚至扼杀多元化人才的个性。
因此，维护和发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是件很重要的工作。要注重张扬学生的个性，让学生在校园里“自由地呼吸”，让他们拥有自己的想法，同时创造条件让那些合理的想法得到推介、表彰、弘扬。我向全校学生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他们有问题可以随时与我沟通。我们学校有一个“校长有约，共进午餐”的活动，每天中午邀请七八位学生当面进行沟通，效果很好。
很多家长都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但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不得不靠分数考上一个好大学。要推行素质教育，借鉴国际社会成功的经验，就得把招生录取的权力“还”给大学。
全国统考仍可以实行，但这个分数占多大比例，可交给高校自定，就像牛津、剑桥招生，统考分数只是一个参考依据。此外，学生的实践活动、社区服务成果、竞赛成绩、发表文章、发明创造等，应占据重要位置。因为，世界一流大学都认识到，分数外的东西才能真正显示学生的素质。
素质教育改革到现在，瓶颈就是评价制度。只有把高考录取制度改革这个“瓶颈”打开，才能满盘皆活。
国家督学、北京市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校长回应③自由呼吸，需要打开“瓶颈”
我家附近是南京２９中，早几年这里积极推行素质教育，没想到一段时间后升学考试的排名下来了，于是素质教育又往回收。现在，我晚上在附近散步，发现很多学生都面如菜色，内心不免有很大触动：孩子们究竟应该“面如菜色”还是“满面春风”？
我们在教育上的评价机制，还是以考试论英雄，这就决定了学校和大多数学生家长不敢轻言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讲起来容易，但是考虑到孩子的未来，教育专家可以去冒险，家长是不敢冒这个险的。因为对于大多数平民来说，他们本身没有多少优势与人竞争，如果孩子在选拔机制中不能占有优势，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没有多大前途了。对于那些有实力送孩子出国学习的家庭来说，国内的评价机制已不那么重要，这些孩子自然可以轻松很多。所以，素质教育其实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
国内的孩子埋头苦读、考试，是他们学到了很多知识吗？不是！一个考上北大清华的孩子与一个考上一般学校的孩子相比，并非是前者比后者掌握的知识更多，而是他在考试中的竞争力更强。
再回过头来想问题，面对孩子那些读不完的书，家长自然无法解脱，但还是要把心态放平和些，不一定把目标定得太高，上北大清华的人数毕竟很少，同时也不要破罐子破摔。
作家叶兆言：名家建议满面春风？很难中学时，每天从早上６点到晚上１０点，我们都在学校里学习，就是为了考试、升学。这种填鸭式的应试教育，有利也有弊，利在它可以监督学生认真学习，弊在它与传统科举制度有点相似。
同学们经常在一起长叹：也许只有实行了真正的素质教育，才可以尽快把我们培养成“人”，而不是一台考试机器。
素质教育到底培养什么？我认为，学生首先应该有社会道德，其次才是学习成绩。一个成绩好的学生，没有好的品德，就不是一个有素质的人。如果一个人成绩不好，而道德观念强，社会可能更会选择后者。所以，素质教育比应试教育更能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
素质教育要做得更好，应该从幼儿园和小学培养起，到中学以后知识技能的学习任务重，就有点儿晚了。大家都觉得我乐观、坚强，适应力强，这和我家庭教育影响有关。妈妈对我要求很严格，但父母都是豁达、乐观、不惧困难的人。我从初三起住校，养成了“遇到困难，只要勇敢面对、坚持下去，最后自己总能解决”的习惯。
好的老师也非常重要。在中学和小学期间，凡是我喜欢的老师教的那门课，我就能学得不错。好的老师是能够和我们打成一片、平等对待所有学生、交流起来没有障碍的那种人。有了好老师，学生就会有求知的热情，即使压力大、功课多，也不会厌学。
我想，如果素质教育的结果，是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做他想做的事，成为他想成为的人，就太好了。
学生看法曾在汶川地震中被埋了８０个小时的“可乐男孩”，现上海财经大学大一新生薛枭：
长大再谈“素质”，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