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李四光指导我做人做学问

						
1910年，我出生于祖国东北偏僻的农村——哈尔滨郊区的王家店村。自1925年秋，就读于哈尔滨市立第三中学。李大钊的挚友和亲戚、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王岑伯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和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楚图南老师先后教授我们语文课。他们向我们介绍《新青年》、《独秀文存》等进步书刊，讲授鲁迅、郭沫若的著作。他们所宣传的“五四”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潮像黑暗中透出的曙光，照亮了我年轻的心。我敬重他们，决心遵照他们的教诲，为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干一番事业。 正是抱着这样的愿望，我于1928暑期末到北京求学。先考入汇文中学高中理科，一年后又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并于1930年暑期后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本科。当时的地质系由李四光先生任系主任，荟萃了诸如A.W.Grabau、丁文江、谢家荣、何作霖等一批中外知名的一流学者。特别是李四光的地壳构造理论、A.W.Grabau的古生物学和沧桑论、丁文江的普通地质学，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们渊博的学识、精辟独到的见解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大大拓展了我的眼界，坚定了我献身中国地质事业的决心。 当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时，我不能不深深地感激恩师李四光先生。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我曾先后在山东省地质探验室和湖南煤矿局从事煤田地质调查。后因日寇南侵，我不得不于1938年底暂去广西。到桂林后，我去看望了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老师。他原准备介绍我去福建工作。不料，临行前寓所被日军飞机炸毁。李先生得知后，让张文佑同学把我找去，亲切地问我是否愿意留在他身边工作。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连说：“我愿意!我愿意！”这是我连做梦也没想到的幸事。也就从这一天开始，我成了李先生研究工作的助手之一，直到1971年他老人家去世，一干就是30多年。 在和李先生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的理想、情操、气节、品格，他那探求科学真理的执著精神和一丝不苟、不知疲倦的工作态度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我、激励着我。 抗战时期，李先生的处境十分困难，除了战争的原因外，主要是不断受到蒋介石的纠缠。他对蒋消极抗日的态度非常气愤，尤其是他的挚友杨杏佛被暗杀后，对蒋更为不满。蒋曾多次以高官厚禄邀其出山，都被他以不同方式和理由予以回绝。大约是1941年，李先生接到钱昌照先生的通知后，为了躲避蒋的干扰，不得不带着夫人、我和一位厨师进入广西架桥岭的深山里。当时住的是用竹篱笆糊泥做墙搭成的棚子。在如此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李先生仍然从容地潜心从事研究，白天他叫我到野外观察地质现象，并开始写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这本书。书中涉及到一个实验，而那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实验条件，他就仔细观察篱笆墙上泥巴的变形特征，并把观察结果作为实例写进书中。这件鲜为人知的小事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其生命是为科学事业而存在的。 李四光先生于1926年发表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一文，已经初步提出了地质力学的理论基础，而他创立的地质力学则是中国地质科学工作者对世界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具有独创性的地质理论。我前后60余年的研究工作，都是在李先生的指导下或根据李先生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地质力学的理论基础进行的。回顾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协同李四光先生确定了中国第四纪冰期的存在，开拓了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的研究。在中国广泛的山区及山麓地带发现并鉴定了大量的第四纪冰川流行的证据，提出第四纪大冰期中可划分为六次亚冰期的意见。这些对深入研究第四纪以来中国自然环境的演变和开发第四纪矿产资源，以及新构造运动、气候变迁、地貌发育、海面升降等都有重大作用，为中国第四纪地质研究开辟了新的篇章。 二、发展地质力学，广泛应用于地质生产实践，取得显著经济效益。通过大量的野外实际地质调查研究，参与鉴定了各种形式的构造体系，发现了“S”和反“S”型构造以及其他扭动和旋扭构造型式，论述了它们的形成机制和动力学特征，这对勘查煤矿、石油和其他金属矿产以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并取得重要成果。例如1955年在柴达木水鸭子墩反“S”型构造带中，发现了大油苗。第二年在大油苗附近打出了油流，成为本区第一口喷油井。 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1960年5月发表文章，提出中国找油的方向，特别是在中国东部及濒太平洋广大地区的找油方向，经过30余年的油气地质普查和勘探，基本上均得到了验证。通过实践，总结出在中国寻找油气的步骤和具有中国地质理论特色的找油方法。此外，对其他矿产的预测和工程地质等项工作，也总结出一套比较系统的方法。根据构造体系控制矿产分布规律的论点，预测了若干隐伏矿床的存在部位。 三、在李四光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基础上，力求用一种全新的理论和观点深入研究地壳运动问题。其核心是：从事物成因、运动变化和整体的、系统联系的观点研究地壳的组成、结构和运动规律。在研究中，特别注重地壳的机械运动和物质变化的内在联系；注重地壳四个圈层(即岩石圈、水圈、生物圈、气圈)运动和相互联系，并从整体上加以把握。通过对地壳运动的研究，探索地壳各部分所储藏的矿产资源的分布规律，以及现代地壳运动的程式。应当说，这是在中国开辟的研究地壳运动的一条新途径。这种研究是对李四光具有独创性的地质力学理论的拓展。 四、为适应国家急需，培养了一批地质力学高级人才，促进地质力学这门独创学科的发展。地质力学研究所现已拥有高中级科研人员近200人。在李先生指导下，上世纪60年代与有关同志开办了三期地质力学进修班，亲任班主任并授课。前后参加听课数百人，他们多已成为地质力学的骨干，其中有些省地矿局局长、研究所所长、总工程师、教授等，使地质力学在地质找矿及其他地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培养了硕士生、博士生及博士后10余人，他们均已成为教学、科研和生产岗位上的专业骨干。 回想起来，我一生中最值得庆幸的是，能追随李先生为中国的地质事业做了一点实际工作，而最令我遗憾的是，我未能为此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不过，我仍然期望着而且坚信，已被证明具有巨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的地质力学必将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并显示其应有的活力；我期望而且坚信，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们会为此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