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大地之子的人文情怀

						
历史上很多科学家有不错的文笔。制作地动仪的张衡，写过高难度的大赋；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也许会让今天的余秋雨们脸红；沈括被称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座标”，下笔如有神。外国呢，当代的霍金姑且不论，爱因斯坦与居里夫人写的东西绝对优美。科学家的文笔总是别有风味，大约与专业训练有关吧，他们行文明白晓畅，言之有物，少了些空泛的抒情，不见没来由的哼哼唧唧，让人在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长了见识。当然，文中的治学品格与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其“亮点”，也最震撼人心。《穿越地平线》是李四光的随笔书信集。读此书，字里行间跃动着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眷恋，对家园的强烈关切，对我们民族的充分自信，作者那种纯洁而又执着的济世情怀，让人深深感动。  
 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科学前辈。他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的开拓者。15岁赴日留学，18岁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他那多姿多彩的一生，充满了民族自豪感，有矢志不移的科学事业心和进取心。
  
 李四光不是预言家，但他的目光穿透了时空。“什么黑暗的地方，我们也要用科学的光来照它一照”。上世纪之初，许多科学工作者草率地视“风水”为迷信愚昧。1923年，李四光在北京大学作“风水之另一解释”演讲。他力排众议，认为“风和水对于人生确实有重大关系”，并注意到“从前所说的风水，只影响于得地气的一家或一族。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水，影响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人。”他以严谨的论证，说明动植物、气候、地形及水道、土壤与矿产对于人类生存的直接影响，指出“人类所有种种形态上的基本观念，恐怕不由天然界得来的很少。更进一层，人类自己的性格恐怕也不能逃脱天然界种种物象的支配”，进而断言“它的影响虽然不能见于朝夕，然而积久则伟大而不可抗”。70多年的时光悠悠流逝，漠视“风水”、忽视环保的国人已越来越频繁地身受洪灾与沙尘暴的肆虐，回味李四光的忠言，谁不心头一凛
  
 李四光不是史家，但对历史的发展很关心。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面临空前的内忧外患，他以《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为题作过一篇“冒险的文字”，引起很大震动。凭着科学家的精微统计与分析，严密的逻辑推理与论证，他提出了一个大命题：由周初至战国末年，将近900年，由秦至隋共820年，由隋至明初共780年，每一长期的治安与长期的混乱合成一个周期，亦即一大循环，奇怪的是，每一周期的时间大致相等，都是前一段和平，后一段混乱，经历了大致相当的隆盛时代、大型土木工程、北方民族渐起与大瘟疫的流行。李四光的结论是“中华民族，有如此悠久的历史，经过几度险恶的风波，直至今日，还屹然站在这里，从历史上治乱循环的局面推测，将来有复兴的时代，是毫无疑问的”。他满怀自信地宣称：“中国人的命运，毕竟在中国人手里。”这种关切与信心，使李四光后来放弃海外优厚的生活条件，毅然投入新中国的怀抱。在艰难的日子里，他担任地质部长，为共和国煤炭、石油勘探与开发踏遍祖国大地，彻底打破了西方学者别有用心的“中国贫油论”。李四光等人的壮举，打掉了中国人的自卑感，增强自信心，至今仍激发着年轻一代的爱国激情和自强不息、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
  
 李四光不是名士，但有非同寻常的胆识。1925年12月至1926年1月，鲁迅两次撰文，指责北大校长蒋梦麟袒护李四光违反校章兼职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1926年2月1日，李四光在《晨报副刊》上对这一事件作出澄清与声明，指责鲁迅先生“捕风捉影”，并稍带讥讽地说，“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作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两天后，李四光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坦言自己的声明“涵养不足”，表示“周先生兄弟，我是久仰的……他(鲁迅)虽然曾经无故的骂我一次，我对他还有相当的谅解。我不能因为他骂了我一次，我就菲薄他的文学。我还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见面谈心。”最后表示“对于一切的笑骂，我以后决不答一辞，仅守沉默就罢了”。此后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先生与地质学泰斗李四光一直相安无事。他们之间的误解与冲突本身，在历史大背景下早已显得无足轻重，但因此透溢出的一代科学大师的胸襟与气度，实在让我辈后人钦慕万分。
  
 1969年11月5日，李四光已80高龄(一年半后辞世)，他抱病给华中师大地理系的一位教授写信，对四川西昌螺吉山第四纪冰川考察作了详细交待，信末提到“西南冰川队回到力学所的一些同志，现在完全投入文革运动，很少见面”。寥寥几笔，却透露出难言的沉痛。虽然受到无与伦比的尊崇，但在那个大混乱的年代，谁又会真正体察到他这个书生式大地质学家的内心想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