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载的苦与乐

						
  金光 段惠萍 胡彦殊
 
 与耀眼的中国地质界最高奖项“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相比，刘玉书显得朴素而平实。在采访过程中，他有些拘谨，双腿始终并拢。对于这个来之不易的荣誉，他说：“荣誉属于106队，属于四川省地矿局，属于那些长眠于青山大地的战友，属于那些驾鹤西去的前辈，属于那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后生。”
 
初出茅庐发现富锡矿床
 
 1962年，从成都地质学院区域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毕业，刘玉书被分配到了四川省地矿局106队。
 
 1965年，参加工作不久的刘玉书受命带组，在岔河地区开展锡矿普查找矿的工作,此前也有很多地勘单位在这个矿区开展过工作，都没有重大发现,但初出茅庐的刘玉书决定再试试。
 
 岔河一年四季气候炎热，生活住宿条件非常艰苦，一个20平方米的帐篷，要挤进30多个人。在岔河施工更为艰难，由于地势陡峭，作业时必须带上安全绳，开挖的土石方扬起漫天尘雾，一天工作下来，除了两颗眼珠还是黑的，整个人都成了黄的。
 
 这里艰苦，刘玉书是知道的，但还是主动请缨来了。因为身体单薄，每次上山，他都被甩在了队伍后面，但不管山有多高，路有多远，他绝不放过任何异常。
 
 功夫不负有心人。戏剧性的一幕在1966年3月发生了，在施工的最后一个探槽中，发现了矿体，锡含量0.20%—13%，平均3%以上！这是四川首次发现有工业价值的锡矿体。后经过证实，为中型富锡矿床。
 
新理论“掘出”16亿吨铁矿石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一些地勘单位就在攀枝花红格先后开展了两次铁矿普查工作，他们一直认为矿体 “呈脉状”，估算矿石储量4000余万吨。
 
 1966年，106队再次进驻该矿区开展普查。刘玉书与分队的同事们在大量实地勘察后，否定了“呈脉状”理论，提出了“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的成矿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找矿很快取得了重大突破，到1975年，探明储量达到12亿吨。
 
 4000万吨到12亿吨的巨大飞跃，引起了国家和省的高度重视。1976年，对红格的“会战”勘探开始了。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年逾七旬的刘玉书亢奋不已：数千地质大军汇集在此，30多台钻机不分昼夜轰鸣。至1976年底结束勘探，共探明铁矿石储量16亿吨。
 
获大奖却平静如水
 
 在刘玉书的申报材料中，专家将其成就归纳为5个方面：一是在攀枝花红格特大型铁矿勘察中有重大发现，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共同主持了攀枝花白马特大型铁矿的勘探和补勘工作，为攀钢二期基地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三是主持了会理马鞍山钒钛磁铁矿的勘查。四是主持了会理岔河中型锡矿的普查。五是主要参与了攀枝花——西昌地区钒钛磁铁矿共生矿物质成分研究。这段简洁的文字可谓字字千钧，是对刘玉书大半辈子人生的注解。1995年,刘玉书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并没有赋闲在家，一直还是队上专家组的成员。现在，他又在全国矿产资源大调查中，肩负完成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重任。
 
 在得知获奖的消息时，刘玉书很淡然:“一个大矿富矿的诞生必然要耗费很多人的青春与激情！苦在找矿中，乐在找矿中，等有了结果，反倒平静如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