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填补王选和邹承鲁的空缺

						
“邹承鲁先生走了。”从电话中得知这个残酷的消息，我根本不能相信这是事实。 我还清晰地记得，6月7日，北大人民医院，和邹先生的司机商长春一起扶着先生在楼道里慢慢走过一圈。邹先生开玩笑说：“我这个身体，我自己清楚得很，一下子好不了，也一下子死不了！”中国人忌讳的“死”字，邹先生说来竟是那么自然、豁达。那时，他每天都看女儿从网上下载的文章，特别是生命科学领域学术腐败的个案。 8月17日，我如约来到李四光纪念馆，也就是邹先生家里采访先生的女儿邹宗平。因为“文革”中断学业，邹宗平学的是地质，与外公李四光的地质、父亲邹承鲁的生化、母亲李林的物理都不相干。大概她遗传了外婆、李四光夫人许淑彬的乐观，也或许是久居美国的缘故，她很开朗。她给我讲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自己经常跟着外婆；给我看学生给李四光先生画的油画；非常时期李四光写在黑板上的“斗私批修”已经用玻璃保护起来……那天采访结束的时候，先生刚从生物物理所上班回来，坐在轮椅上，用毯子围着，翻阅当天的报纸。看着邹先生疲倦而憔悴的神态，我放弃了采访和拍照，只是跟先生说哪天去所里向他请教。谁知道工作一忙，就把拜访邹先生的事情耽搁了。 再往前，2005年，院士增选年。当时两院院士增选正进入评审阶段，保证院士增选质量和现有院士队伍的质量等问题再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科学院5月和9月连续发布通知，重申院士增选纪律，确保2005年院士增选质量。 9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策划了3个采访——分别请师昌绪、王选、涂光炽谈院士增选和科学道德等问题。9月21日，工作局孟辉老师带我前去方正大厦采访王选老师。当时王选先生非常认真，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院士并不是当前领域的学术权威——38岁是无名小卒，说话没有分量，但创造人生高峰；58岁当选中国两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获得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其实已离开具体设计第一线；65岁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但离学科前沿更远了，靠虚名过日子。又用统计数据来说明大多院士已过创作巅峰——国外对1249名杰出科学家和1928个重大科研成果调查发现，科学家最具活力的年龄段是25岁到45岁，创造巅峰是37岁左右。按照王选院士亲笔统计，在中国科学院662位院士中，小于60岁的只有56人，占8.5%；在中国工程院654位院士中，小于60岁的只有39人，占6%。这说明大多数院士已经不在创造的高峰期。他强调说，正因为院士不都是当前该领域的学术权威，不是万能博士，所以最好不要什么鉴定会都参加、什么话都说。 联想到有一次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会上某位院士谈到了该领域的某个学术腐败问题，引得会上群情激愤。会议结束后，我想请这位院士更具体地谈谈这个学术腐败问题，并尝试找到解决方法，这位院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并“勒令”我不能就他谈的问题写任何报道。在“防火防盗防记者”的今天，该院士对记者的防范可以理解，但在更大程度上，这位院士是不是怕得罪人、怕惹事而明哲保身？科学家捍卫科学真谛、维护科学尊严的踪影全无，不能不令人心寒！遗憾的是，这在当今已不是个别现象。 与此相反，为了扩大社会影响、纠正科学界的不正之风，邹先生除了写信给领导要求调查某些学术腐败问题之外，还经常在媒体上奋笔疾书。凡有媒体采访，邹先生哪怕时间再紧张、身体再弱，也要接受访问，而且会认真地看稿件、仔细地修改稿件，如同学生拿来的论文一样，丝毫不会马虎。 王选先生、邹承鲁先生在科学界都是敢言的。这种勇敢、正直来自于他们站得住的科学成就，更来自于他们对中国科学的责任感和深厚的爱国热忱。 如今，王选先生、邹承鲁先生走了，人们不能不想：谁来填补他们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