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真实的传奇

						
从“亡国奴”到中国地质力学的第一个研究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东三省。为了实现长期霸占中国的野心,他们一手采用武力征服，一手推行奴化教育。1933年，马宗晋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他的童年，就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中度过的。上小学时，他只知道自己是“满洲国人”，而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12岁那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家人告诉渐渐长大懂事的马宗晋：“记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个扬眉吐气的中国人！”至今，马宗晋还记得第一次得知自己是个“中国人”时的心情，一想到自己拥有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祖国，他是多么地振奋和激动，他多么想亲眼看看祖国的全貌啊！ 上初中时，马宗晋得到了一张中国地图，好学的他买来一张透明纸，铺在中国地图上临摹，一行行山脉、一条条河流画在了透明纸上，也深深地印进了马宗晋的心里。1951年，马宗晋和十几个同学结伴来到北京报考大学，当时可填报5个志愿，他在前4个志愿中都填了“地质”专业，只在第5个志愿填了“航空”。他想，万一考不上地质专业，就考航空专业，他要从天上俯瞰祖国，俯视大地。最终，马宗晋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地质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北大地质系调整为北京地质学院。 几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马宗晋毕业后留校做了助教。1956年他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下，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孙殿卿教授的研究生，专业是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成为中国地质力学的第一个研究生。一块弯成了90度的石头的启发1956年，西子湖畔，垂柳如烟。一个年轻人局促不安地站在李四光的会客厅里，他就是马宗晋，受导师孙殿卿教授的指点，第一次前来向地质学前辈李四光求教。“年轻人，坐下嘛。”李四光察觉出了年轻人的紧张，笑着招呼他坐下。 尽管会面前马宗晋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他还是有点担心自己回答不上这位前辈的问题。可是，李四光却没有问他什么专业的问题，而是和他唠了半个多小时的家常。 在和蔼可亲的长者面前，马宗晋渐渐放松下来，不紧张了，话也多了起来。这时，李四光拿出一块弯成了90度的石头，笑吟吟地问马宗晋：“石头是很坚硬的东西，为什么会变形呢？”马宗晋思索片刻，回答说：“大概是因为岩石长时间受力的作用，造成塑性变形吧？”就这样一问一答，两小时难忘的会见结束了。临别前，李四光对马宗晋说：“我给你出个题目，你从南高峰到北高峰，穿过黄龙洞，做个地质剖面图，一个礼拜后来找我。” 接受任务后，马宗晋在五六公里的山脉中迂回、观察，一周内做完了这个地段的地质剖面图，送到李四光那里。李四光看了后感到很满意，就给时任北大校长的周培源写了封亲笔信，嘱托周校长安排马宗晋在北大学习一年数学、力学方面的知识。 在这一年里，马宗晋和国内一些数学和力学的高等学校老师在一起参加进修班，思维习性受到了科学的熏陶，这为他一生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次，马宗晋就自己对地质学的一些认识给李四光写了封信：“有人说，地质学是不科学的科学，李先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的呢？”很快，李四光就回信了。回信是在中国科学院信签上书写的，整整一篇的工整小楷： 宗晋同志：你的信已收到。感到“地质学不是科学”——不是像基础科学那样精确的科学，许多青年人有如此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自己在年轻时也有如此类似的想法。地质力学虽然在有些方面已经可以进行一些较精确的工作，为对不同现象的研究，进行更深入一些的分析等，但实际上离要求中的“精确”还是路途遥远，把它作为现成的一套体系还是有许多困难。目前只能说是在摸索中发展，还需要许多艰苦持续的工作，特别需要实地的地质工作。以大量的实地地质工作为基础，以基础科学的成果为工具，结合起来实在地研究地质构造，恐怕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致 敬礼 李四光 在研究生期间，马宗晋通读了李四光的一些关键性著述，1961年马宗晋研究生毕业后被留在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从事构造力学研究。邢台地震催生新中国的地震预报 1966年3月，还在睡梦中的华北居民突然间感到房屋摇晃，大地颤动，人们纷纷逃到了屋外。河北邢台隆尧震中区房倒屋塌，成为一片废墟，前后共死亡8000余人，沉寂多年的华北大地开始进入新一轮地震多发期。 邢台地震牵动了上至中南海党中央，下至华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心。邢台地震发生后，周恩来总理3赴灾区，提出了解地震的成因及其预防措施的问题。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一大批地质学工作者奔赴灾区，开始他们本不熟悉的地震预报工作。在巨灾的沉痛教育下，他们走入了一个艰难的领域、一门新兴的科学——地震预报。作为一个地质构造研究人员，马宗晋深深地感到：必须把地质学知识与地球物理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开拓地震预报科学。他和同事们开始了地震构造研究，注意到了地震与活动构造的密切关系。不久，他被调到京津地区地震办公室（国家地震局前身）担任分析预报组组长。 那几年马宗晋多次向周恩来总理汇报震情。1969年，渤海发生了7.4级地震，当时交通部门向中央提出是否会发生大的海啸，是否会影响海上交通的问题。当天下午，马宗晋跟随李四光到国务院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恩来总理仔细地问了地震状况，并要求他们对交通部门的问题做出答复。当时马宗晋他们并不具备海啸的知识，就根据地震方面的知识向周恩来总理做了分析和答复：渤海很浅，地震规模不大，地下断层也不大，不会对海上交通产生大的影响。 1970年，通海发生了7.7级地震，死亡1.6万多人，惊动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又亲自召见了马宗晋等人。周恩来总理心情十分沉重，表示要加大力度进行地震预报研究，下决心要成立一个中央级的地震机构，1971年国家地震局应运而生。 国家地震局成立之前召开过几次全国性的地震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参加每一次会议的前一天都会召集马宗晋等人去作地震工作状况汇报。每次汇报之后，周恩来总理不用稿子或材料，都能在第二天的会上把问题讲得更好、更透彻。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与唐山“大劫”中科院院士、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名誉所长马宗晋 “一个地震前兆一个图像，一个观测井一个脾气”，这样形容地震前兆的复杂性并不为过。要掌握复杂多变的震兆，不仅需要大量占有观测资料，综合分析，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致的工作。为了探索前兆多变的地震预报难题，马宗晋他们开始探索对地震的综合预报，这需要多学科专家的合作。 经过几年的努力，1972年在山西省临汾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地震科学会议上，马宗晋及其同事正式提出了长、中、短、临渐进式地震预报思想和工作程序，明确划分了几年以前的长期、几年至几月的中期、几月至几周的短期和几周以内的临震等预报阶段。为了使预报工作形成有序可循的工作程式，他们还提出了以中、短期预报为基础的年度地震形势研究的全国会商制度，经会议论证认同后，随即建立了我国地震预报年度会商制度，逐年执行，延续至今。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比较成功的预报，就是由中央和地方的地震预报工作者，在上述的预报思想和预报工作程式下取得的，国际上称之为“中国式的地震预报”。 渤海地震后，很多专家预计地震还会发生在北方，范围从邢台到河间，到渤海，再往北到辽宁。这时观测台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如辽宁南部地震一直呈现趋势加强现象，可是在1975年海城地震前4天，频繁活动的小地震却突然停止，也许这意味着更大能量的积蓄，这个现象引起了观测人员的高度重视。除此之外，人们还观测到了大量的异常现象：冬天的雪地里到处是冻僵的蛇，老鼠乱跑，鸡鹅飞到半空，地下冒热水……到地震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当地的观测台就明确地报告政府：这一两天内会有强烈地震发生。于是，省政府向人民群众说明原因，动员大家搬出来，有些老人腿脚不方便，就帮忙硬搬出来。由于一夜的紧急动员、疏散和搬迁，使十余万人在海城地震中幸免于难。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次大震前发布预报并疏散人员的举动，当时周恩来总理已病卧在床，但还是发布命令对这次地震预报和所采取的措施给予表扬。 海城地震以及随后１９７６年上半年的云南龙陵、四川松潘等地震都取得一些成功预报的经验，但在此之后的唐山大地震，却让作为地质工作者马宗晋的心灵遭受到一次痛苦的洗礼。 唐山大地震时，马宗晋正在北京大兴接受“劳动教育”。那天晚上，劳作了一天的马宗晋和同事们还在睡梦中，剧烈的震动把他们震醒。大家晃晃悠悠跑到院子里，看到东边发红的天色，马上意识到发生地震了。马宗晋抓起一个手电筒，不顾一切地向北京城里跑去。不知跑了多久，当他赶回北京三里河时已快到中午了，了解情况之后，当晚他即被派往人民大会堂，担任向中央领导的汇报工作。 唐山震前虽然也有先兆，但是不明显，国家地震局还派了一个观测小队去唐山进行观测工作，就在他们写总结的时候，强震袭来，观测小队全部罹难了！据统计，海城地震前发生了500次前震，而唐山大震前在长达89天时间里，周围连1.5级以上的地震也没发生过。 唐山大地震时，许多人的正常生活被打乱，被迫住在室外的临时建筑中。“何时才能回到房子里去？”对这句话的回答关系到千万人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亿万财产。马宗晋和他的同伴们潜心研究唐山地震的余震发展规律，整整55个日日夜夜，他代表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天天到人民大会堂向国家领导人汇报余震会商意见，以供指导抗震救灾参考。最后，根据国家地震局专家们的意见，由他和高旭执笔起草报告，经中央批准，决定撤销中国东部地区的地震警报，使长期居住地震棚而疲惫不堪的两亿人民恢复了正常生活。从灾难中获取信息与经验从1966年邢台地震起，至1976年10年间共发生了14次造成严重伤亡和损失的７级以上大地震。仔细分析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在这么短的10年，在这很小的地域连续发生这么多的大震，这是史无前例的。因政府的重视，迅速组成一万多人的地震工作队伍，取得大量震前震后的观测资料，这更是十分宝贵的。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不能只看到灾难带来的毁坏，更应看到它同时还带来了地震预报科学的难得信息与经验。于是马宗晋和几个同事认真总结、研究了1966至1976年10年间的地震状况，在1982年完成了《1966—1976年中国九大地震》的撰写和出版，该书获得国家科技图书一等奖，次年由Springer出版英文本。这本书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使国外不少同行对中国地震工作的水平刮目相看。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和唐山地震预报的失败，使他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单纯从典型成功震例总结预报经验的局限性，也更感到地震预报科学的复杂性和地震基础研究的薄弱。于是马宗晋开始倡导震史学、震兆学和震因学的创立，意在给地震预报以应有的学科地位。现年73岁的他，仍在国家综合减灾、地震预报科学、地壳运动和全球构造动力学等方面，孜孜不倦地探索着。 采写/本报记者 赵志研 供图/马智我国的地震状况与地震预报我国地震概况  我国是世界上地震活动水平最高、地震灾害最重的国家。  从地震发生位置的地理环境上看，全球地震可分为海洋地震和大陆地震两大类。其中发生在海洋的海洋地震占85%；发生在陆地的大陆地震占15%。但由于大陆是全球人类主要的聚居地，因此，地球上的地震灾害绝大部分来自大陆地震。根据20世纪以来的地震灾害统计，大陆地震所造成的地震灾害占全球地震灾害的85%。  而我国恰恰是大陆地震最多的国家。根据20世纪以来有仪器记录资料的统计，我国地震占全球大陆地震的33%。我国平均每年发生30次5级以上地震，6次6级以上强震，1次7级以上大震。我国不仅地震频次高，而且地震强度极大。根据日本地震学家阿部胜征的研究，20世纪全球发生的面波震级大于等于8.5级以上的特别巨大地震一共有3次，即1920年中国宁夏海原8.6级、1950年中国西藏察隅8.6级和1960年智利南方省8.5级地震。可见中国的地震不但在世界上最多，而且最大。加之我国地震分布广泛，除浙江和贵州两省之外，其余各省均有6级以上强震发生，震源很浅（一般只有10 ~20公里），因而构成了我国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分布广、震源浅的特征。另一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稠密、建筑物抗震能力低。因此，我国的地震灾害可谓全球之最。20世纪以来，全球因地震而死亡的人数为110万人，其中我国就占55万人之多，为全球的一半。我国的地震预报  我国的地震预报，是1966年河北邢台大地震之后，在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以邢台地震现场为发源地，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发展起来的。科学家们发现，地震活动在时间上往往具有高潮和低潮交替的特性。1966年邢台地震揭开了20世纪我国第4个地震活动高潮。此高潮从1966年邢台地震开始，到1976年唐山7.8级和松潘7.2级地震结束，整整持续了10年。10年间，我国大陆地区共发生了14次7级以上地震，其中12次发生在华北北部和西南的川滇地区。强烈地震造成了严重的灾害，但同时也为地震预报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由政府直接组织，研究人员在广大地震区内，建立地震台站，发展监测系统，开展分析研究，进行预报实践。到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大陆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地震观测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地震学、地磁、地电、重力、地壳形变、应力应变、地下水动态、水化学、地热、电磁波等学科的地震监测台网，其中包括400多个测震台站、20个区域遥测台网、1700多项地震前兆观测。此外还有流动重力、地磁和形变观测，测量总线路长度达15万公里。这个系统覆盖面之广，方法手段之多，建设规模之大，都是世界少有的。  在广泛监测的基础上，从1966年以来，在台网监测范围内已获得100多次5级以上地震的震例资料。在这些震例中，取得的地震活动、地壳形变、地下水、水化学、地电、地磁、重力以及各种宏观异常等多种前兆异常上千条,为地震预报提供了实际经验、实际资料和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