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自身天赋选择艺术道路

						
作为画家，王为政早已声名赫赫。40岁以上的人都会记得，1978年1月8日，有两幅表现毛主席、周总理关怀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美术作品由新华社发通稿，一夜之间几乎覆盖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这两幅画的作者就是王为政，那一年，他34岁。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因为作者摆脱了“高大全、红光亮”的“文革”模式，把领袖作为知识分子的朋友刻画得极为生动、亲切。在发挥中国画笔墨特色的同时，他还吸收了某些油画技法，使色彩厚重深沉。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观者不禁发出赞叹：“中国画也可以这样画？” 1980年，王为政又完成了另一幅重要作品《从容谈兵》。画面通过纹枰对弈这个侧面，表现了陈毅元帅这样一位军事家、战略家、外交家、革命家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气魄、威严和震慑力。王为政坦言：“我这个人喜欢讨巧，如果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表现千军万马，我觉得有些笨，能不能将千军万马藏在幕后呢？我决定画陈老总下围棋。元帅在棋枰前就是指挥千军万马，下棋就是战斗，就是军事，就是外交，纵横捭阖，文韬武略，俱在其中，内涵极其丰富。” 在这幅画中，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下了很大功夫，极其形似又极其神似，看了这幅画的人就会惊呼：“哎呀，这不是陈毅吗？” 此后，他又陆续完成了《公子扶苏》、《霸王与乌骓》、《马背诗情》、《今日得宽余》、《开眼看世界》等一批人物画力作。与此同时，他对山水、花鸟画的创新探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笔下那旖旎瑰丽的《九寨秋色》，出神入化的《小熊猫》，都以独特的面貌为举世所公认。 记者以极大的兴趣追溯他所走过的艺术道路，是什么样的选择奠定了他成功的基石呢？ 专业的选择——— 兴趣和职业完全一致，只有第一志愿没有第二志愿。 王为政在童年就表现出绘画天赋：对形象的敏感和以画笔表现形象的浓厚兴趣。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带他拜访了一位画家———刚刚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的尚连璧先生。从此，他结束了完全自发、本能、盲目的学画方式，每个星期天都到尚老师那里上课，接受严格的素描训练。上初中时，他又幸遇毕业于苏州美专的楼哲生老师，这前后六年的时间，为他走上艺术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生都受用不尽。初中毕业，楼老师送他去报考南京艺术学院附中，当时许多考生尚不知素描为何物，干脆不画了，站在后面看他画,他以无可争议的领先成绩被录取。 附中毕业时，他又一次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南艺作为他的母校，很赏识他的才华，希望他留校上大学，而且正在培养他入党。但是，外面的世界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他渴望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向往北京。但遗憾的是，那一年中央美院的国画系、油画系都不招生，于是，他选择了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时他又遇到了影响他选择的一位重要人物———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上海考区的主考官奚静之先生。当王为政拿着几幅作品报名时，刚刚留苏回来的奚先生看了他的几张素描、速写，眼睛骤然一亮，从主考官的神情，王为政已断定自己必取无疑。他进一步请教主考官：“老师，你看我报什么专业？”奚先生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书籍装帧。”这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所有专业当中绘画性最强的一个专业，几乎包容了油画、国画、版画、雕塑等等所有的艺术手段，王为政准备报考的正是这个专业，与奚先生的指点不谋而合。于是，在填写高考志愿表时，王为政只报了第一志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的书籍装帧专业，而结果也正如他自己估计的“必取无疑”。 他说：“我今生今世最大的幸福是兴趣和职业完全一致。这个一致是和当年的选择分不开的，我只有第一志愿没有第二志愿。我很幸运，一次次赶上最好的机遇，读大学时能遇到吴冠中先生这样的老师，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他教我们色彩，讲课时他自己都很激动，极具感染力，听他讲一堂课，胜读十年书。他不说假话，也不写花样文章，更不会说外交辞令，都是肺腑之言，肝胆相照。吴先生谦称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的，这是又一次启蒙，在更高层次上的一次飞跃。另一位难以忘怀的老师是李苦禅先生，在国画家里面，他是我最敬佩的一位。他的画品、人品都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境界，活到八十几岁仍然是赤子情怀。李先生和吴先生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3年，王为政进入北京画院。北京画院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于1957年成立的，在全国画院当中成立最早的一家，名誉院长齐白石。作为一位立志终生致力于中国画创作的艺术家来说，进入画院是最好的归宿。王为政的成就和荣誉，也从这里开始。 爱人的选择——— 两个生命结为一体，美术和文学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血肉。 王为政坦言：“对于我的人生来讲，还有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选择，就是爱人的选择。一个人一生和谁能够结为知己，能够共同生活一生，这在茫茫人海当中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完全是可遇而不可求。我和霍达从不期然相遇，到相知、相爱，两个生命结为一体，共同生活至今已经三十多年，我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 画家王为政，从小矢志不渝地走上美术这条路，但并没有因此抹煞他的另一个爱好———文学。几乎可以说，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对文学和美术的兴趣同样浓烈，但是没有像学画那么幸运。如果他当时遇到的不是一位画家而是作家，也许首先得到开发的是他的文学潜能，画家王为政的人生就将改写了。尽管如此，他对文学的爱恋却始终如一，即便在读南艺附中、工艺美院时期，唐诗宋词仍然手不释卷，而且时时吟哦，以文学语言“画”出他对生活的感受。或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基因”，他和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常委的霍达才会惺惺相惜，才有了结缘终身的可能。上世纪八十年代，霍达的代表作《穆斯林的葬礼》一问世便轰动全国，家喻户晓，至今畅销不衰。有意思的是，作家和画家的创作是在同一个屋檐下进行的，有时还会互相交错。当年出版的那套组画《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就是他们合作的作品，由霍达撰文，王为政绘画。 “有时，我们工作累了，就把灯熄掉，月光从落地窗洒进来，房间里一片淡淡的蓝色，那真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了。我们躺在床上慢慢聊，根本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了。想到哪儿聊到哪儿，有时聊我的画，有时聊她的创作。八十年代初，她正在创作一个电影剧本《秦皇父子》，我们聊着聊着，她睡着了，说梦话，说的是秦始皇的台词，我跟她开玩笑，就用始皇之子扶苏的台词和她对话，她竟然继续用始皇的台词接着往下说，真是奇绝妙绝！”王为政说起当年趣事，仍是那么兴致盎然。 作为作家的王为政，小说和散文都得过全国大奖，只是被他的画名所掩，尚未广为人知。他和霍达对旧体诗词都有很高的造诣，两人经常进行切磋探讨，他们用诗词来记载自己生活的轨迹，美术和文学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血肉。 新的选择——— 不为“皇帝的新衣”所迷惑，坚持走自己的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和中国的巨大变化，中国画坛新潮叠起，流派纷呈，令人目不暇接。面对着这一局面，王为政也曾一度犹豫彷徨：“现代艺术”之风愈刮愈劲，现实主义是不是已经过时了？自己是不是已经落伍了？对于某些云山雾罩的“新潮”理论，故弄玄虚的“前卫”作品，是不懂装懂地“跟风”呢，还是应该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一样坦白地说出来“其实他什么也没穿”？ 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索，他想通了：如果没有坚实的造型基础，没有现代艺术的禀赋，而奢谈“现代”，强作“抽象”，只能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东方和西方，写实和抽象，本无所谓新旧，也无所谓优劣，区别只在具体作品。不管是写实还是抽象，画好了才是好画；画得不好，说破大天也毫无意义，千万不要让“皇帝的新衣”所迷惑。 他坚持走自己的路，画自己的画。当年所经受的严格的造型基础训练，几十年来所掌握的写实表现技巧，不是过时了，而是还没有充分发挥它的威力。他认为，西方绘画由具象走向抽象，由写实走向写意；东方绘画由抽象走向具象，由写意走向写实。物极必反，事物在登峰造极之后，向相反方向转化。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画的写实远远没有登峰造极，也就远远不到玩抽象的时候。自2003年起，他开始了《现当代文化名人肖像系列》的创作。这是他酝酿已久的题材，但“系列”本身却是个松散结构，既没有一个完整的名单，也没有先后序列，只是凭着自己的兴趣，想画谁画谁，准备好了的先画，就像摘果子，成熟一个摘一个。 他对这个系列的最基本要求，是“画谁像谁”，而且要“非常像”、“像极了”。因为不如此，便失去了肖像画的意义；不如此，便难以唤起观者的视觉记忆和情感共鸣。当然，形似只是肖像画的最低标准，用现在流行的词汇说，就是“底线”。但如果连这个底线都达不到，也就没有资格奢谈什么“神似”，形之不存，神将焉附？他的这个“系列”，已先后画了聂耳、巴金、王国维、弘一法师、冰心、荒煤、于右任、齐白石、吴冠中，还要继续画下去。这批人物画新作，尺幅不一，画法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摒弃人们所习见的人物画中的叙事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绘画特别是肖像画的优势，以美术语言而不是以文学语言塑造画中人的形象，表达作者的思想，展示形式美感。经过长期的积淀、拣选和锤炼，他的人物画已经从繁复走向单纯，从严谨走向洒脱，从精心营建走向率意抒写，大刀阔斧，浓笔重墨，苍砺遒劲，铿锵作金石声，攀登了新的艺术高峰，在中国人物画坛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对于渴望得到前辈指点的后来者，王为政告诫说：真正的大师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大师也是不可学的，摹仿永远不能成功。搞艺术，第一靠天赋，没有艺术天赋，不要勉强学艺术，仅仅靠下苦功夫、死功夫、笨功夫，至少在艺术上行不通。对自己的天赋要有清醒的认识。周信芳的嗓音条件并不好，但他正是根据自己的嗓音选择发展方向，创造出独特的“麒派”艺术。第二靠技巧，要扎扎实实地学技巧，不懂技巧，像李逵那样抡起板斧也成不了艺术家。第三靠学养，“功夫在诗外”，真正的艺术大师没有一个是单纯的技术匠人。在具备天赋和技巧的基础上，决定胜负的是学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