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到先秦时期甘肃地区的古人类与民族活动
【类型】期刊
【作者】董知珍，冯小琴（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
【刊名】陇东学院学报
【关键词】 甘肃；古人类；民族
【资助项】2013年甘肃社科规划项目《明初甘肃汉族移民问题研究》
【ISSN号】1674-1730
【页码】P47-51
【年份】2019
【期号】第6期
【摘要】甘肃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也是多民族的栖息地。从史前的远古时代开始,在甘肃大地上留下了古人类活动的足迹,也创造了诸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辉煌灿烂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甘肃大地上的氐、羌、大月氏和乌孙等民族在甘肃的繁衍生息,为甘肃的早期开发和促进中西交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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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到先秦时期甘肃地区的古人类与民族活动
摘 要：甘肃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也是多民族的栖息地。从史前的远古时代开始，在甘肃大地上留下了古人类活动的足迹，也创造了诸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辉煌灿烂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甘肃大地上的氐、羌、大月氏和乌孙等民族在甘肃的繁衍生息，为甘肃的早期开发和促进中西交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甘肃；古人类；民族
甘肃古称河陇，取“河西陇右”之意，是我国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多民族生活的热土。历史上甘肃是戎、羌、氐、月氏、乌孙、鲜卑、吐谷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土族以及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聚居地，更是现在的裕固族、东乡族和撒拉族三个特有民族的栖息地。甘肃东连陕西、西接新疆和青海、北邻宁夏和内蒙古、南通四川，是我国“亦南亦北，亦东亦西”的省份，更是“丝绸之路”贯通东西的孔道。在史前时期，生活在甘肃的先民在各地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从而形成了一个自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完整的序列，特别是秦安大地湾的仰韶文化遗址更是见证了甘肃悠久而又灿烂的华夏文明。而在临洮发现的“马家窑文化”、广河县的“齐家文化”以及在河西走廊以玉门为代表的“火烧沟文化”则体现了甘肃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性，展现了甘肃古代文化的多元性。甘肃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更适宜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徙”的生计方式。而这样的民族分布格局从先秦时期，一直持续到明清。
一、史前时期古人类在甘肃地区的活动
1920年6月，法国天主教神甫、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在甘肃庆城县城北约25公里处的辛家沟(今属华池县)含沙质的黄土层里，发现了一件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核，之后又在庆城县城北35公里处的赵家岔(今属华池县)发现了两件有人工痕迹的石英岩片[1]。这是在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有明确关系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而揭开了中国考古发现古人类遗址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多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主要有：泾川县大岭上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环县刘家岔遗址、庄浪县双堡子和长尾沟遗址、东乡族自治县的王家遗址、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明水乡的霍勒扎德盖遗址等20多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不同阶段的遗址，从陇东到陇中，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最西端。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泾川县牛角沟、庄浪县长尾沟和武山县鸳鸯镇附近的骨头沟等地发现了人类头盖骨化石，从而改变了人们对甘肃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见物不见人”的认识[1]。这些遗址的发现表明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甘肃的古人类已经呈点状散布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随着冰川时期的结束，全球气候变暖，在甘肃更广泛的地区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因此，新时期时代遗址在甘肃各地都有分布。在甘肃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集中在甘肃东部、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以发现于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和冯家湾村之间的大地湾文化遗址最具有代表性。大地湾文化属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从距今7800—7300年一直持续到5500—4900年的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发现于临洮县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是继大地湾文化之后的具有甘肃地方色彩的文化类型，在时间起止上与大地湾文化的衰落期相接，一直持续了1000年。马家窑文化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前两个时期的分布范围东起甘肃东部，西至青海东北部，南到汉水、白龙江流域，北达宁夏南部的广大区域。以青海马厂命名的马厂类型遗址则从武威一直延伸到玉门。马家窑文化发展到马厂类型时，父系氏族已经确立，其经济文化达到了原始社会的鼎盛时期，当中原地区已经迈入阶级社会门槛时，马家窑文化已经到了阶级社会的前夜。继马家窑文化后，在广河一带出现了另一种原始时期的文化遗址——齐家文化，它的范围与马家窑文化基本重合，齐家文化的来源，既有陇山以东关中文化因素，也有马家窑文化的继承。齐家文化存在的时间为距今4200—3800年之间，齐家文化的后期，部落内部之间的分化日趋加快，部落成员地位的不平等日益明显，其社会结构即将发生剧烈变化，军事民主制取代氏族制度并进而向阶级社会的演进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原始社会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甘肃境内的古人类已经呈点状在甘肃大地依稀地出现了。我们从已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可以看出其发展的基本轨迹：约在距今20万年左右，随着华北、中原和关中地区古人类的不断发展，有一部分古人类从关中向西溯泾河而上，首先到达甘肃庆阳地区，成为甘肃大地最早的开拓者。他们以这里为栖息地生息繁衍，在这块未开发的处女地上或采集，或渔猎，并为了寻找食物不停地四处游荡，就这样，有一些古人类翻越陇山，来到甘肃腹地，最终走遍甘肃各地[2]。从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看，东部分布相对集中，而西部则相对稀疏，反映了古人类在甘肃由东到西迁移的路线。
在新石器时代，甘肃出现的不同的文化类型反映了甘肃人口多元发展的趋向。以大地湾文化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类型，说明甘肃古人类可能由陕西农耕部落沿渭、泾河逆流而上发展进入甘肃东部，最终在秦安大地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延续数千年的原始聚落[3]。而甘肃仰韶文化发展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向本土化方向发展，这就是在甘肃仰韶文化影响下出现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已经体现出了与仰韶文化的分野，那就是仰韶文化侧重于原始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则是在从事原始农业和手工业之外，从事家畜的饲养和放牧，这一方面反映了原始人对当地的地理环境的适应，也说明了深受仰韶文化强烈影响下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开始因地制宜地从事生产活动。在齐家文化之后的是在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发展起来的卡约文化，它已经发展到以游牧为主的生计方式了，这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金属工具出现后，各部落才突破自然条件限制，自主选择游牧经济的结果[4]。在我国西部从事游牧的戎羌等民族的出现就是他们由以农耕经济为主向亦农亦牧到以游牧为主转化的结果。到了传说时期，伏羲、女娲、黄帝和大禹等传说中的人物，都留下了在甘肃东部活动的记载。甚至有学者指出，伏羲部族可能就是大地湾文化的主人，黄帝部族可能就是齐家文化的主人[1]，更有李清凌、杨冬晨学者考证黄帝的故里就在今甘肃省清水县。由此可知，甘肃东部地区是我国传说时期的中心地区！
二、夏商周时期活跃于甘肃地区的民族
在甘肃发现的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十分丰富。在河西地区，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玉门市清泉公社火烧沟发现一处原始遗址，其年代为距今3600年以前，也就是夏商时期，考古学界称之为“火烧沟文化类型”，这一类型在河西的山丹、民乐、酒泉(肃州区)等地均有发现。火烧沟文化遗址出土的陶柱租方鼎，与商代铜方鼎相似，出土的铜镜与齐家文化的铜镜相似，也与商代妇好墓中的铜镜相似，说明了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部族是与周边部族的文化交流[5]。在洮河流域，1924年在临洮县辛甸(店)镇发现的辛店文化，其范围分布在兰州以西的洮河、大夏河、湟水、庄浪河和陇西、渭源一带的渭河流域。这一文化处于青铜文化的早期，并明显受到了商周文化的影响。同样在临洮县发现的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洮河、渭河、白龙江、西汉水和泾河流域，其存在时间上是商周时期，这一文化类型发现了不少青铜器，被认为是青铜文化，与殷周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辛店、寺洼，是形成先周文化的主要来源[5]。这一文化已经被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都判定为氐羌民族的文化遗存，从已有的考古发现说明，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在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地区相互影响[4]。
夏朝时期，在甘肃活动的民族是文献记载的氐和羌*关于氐羌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仍尚存争论：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把氐羌并称，认为氐羌是炎帝的苗裔；郭厚安的《甘肃古代史》一书认为氐羌同源，即在汉以前是一个民族，汉以后成为两个民族；顾颉刚和马长寿先生认为氐和羌就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方荣在《甘肃人口史》一书中把氐定义为定居于河谷平川地带，以农业种植为生活资料来源的农耕部落人群，而把羌定义为在草原山地以畜牧业为生活资料来源的游牧部落人群，也包括与农耕部落接壤并实行定居的半农半牧人口。，这似乎说明了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从陕西进入甘肃的农耕部族，在经过几千年的不断发展后，形成了甘肃地域特色的文化，而他们的不断向甘肃腹地的迁入，并借助先进的生产工具使他们完成了从农耕到半农半牧到以游牧为主的转变，这种转变反过来又影响到陇东一直到陕西西部。继马家窑文化后出现的齐家文化以及辛店、寺洼文化则是对原有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整合。
夏朝时期，甘肃处于“荒服”的状态，甘肃的人口繁衍进入了各种文化的整合时期，其结果是从事游牧生活的氐羌占据了甘肃人口的主导地位。但由于资料的空缺，我们不能断定夏朝生活在甘肃的人口数目。根据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记载，尧时期，尧“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6]就是尧命羲和的四个儿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和叔分别到东南西北观测天象，以成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和仲遂举族迁至西。“西”即是两汉时期的西县，今天的陇南市礼县一带。和仲一族是商周之际从生活在今山东海岱一带迁到西陲的赢秦一族的祖先[7]。夏朝孔甲时代，与夏族关系非常密切的周族，其首领不窋被排挤出夏朝的统治集团，两族的关系随之恶化，周族因而无法再渭北平原立足，于是举族迁至“戎狄之间”，是为“不窋自窜戎狄”。这里的戎狄之地就是今天的甘肃庆阳一带。
商朝时期，甘肃仍然没有纳入商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处于“服荒”状态。商朝在其统治区域外有众多的方国，这些方国与商朝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关系。商朝时期，在甘肃境内的方国主要有商朝前期的豳国；豳国是周族在夏桀统治时期，周族人趁夏朝衰败之机，在公刘的率领下，其势力向南扩张到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建都邑于京，公刘死后，其继任者庆节将统治中心迁到豳*关于豳的地望，传统的观点以钱穆、邹衡、王玉哲等为代表，认为公刘居于豳，皆今晋地，即是山西汾水流域一带。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陕西宝鸡一带发现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与周族人的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不窋窜戎狄之地即是今之甘肃庆阳一带，时称“北豳”。后公刘扩展到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庆节把其活动中心迁于此地，后也成为豳。庆节以后的豳包含了陕西的豳地和之前的北豳。。商朝后期，在甘肃境内还有若干个小的方国，主要有须密国(今甘肃灵台县)、阮国和共国(今甘肃泾川县)、吕国(今甘肃灵台县)、黄国和芮国(今甘肃崇信县)、虞国(今陕西陇县和甘肃崇信县交界)、彭国(今甘肃镇原县)、卢国(今甘肃华亭县)、奚国(甘肃平凉崆峒区)和西申国(具体位置无法考证，一说是甘肃天水甘谷一带)[1]。不过，商朝的这些方国，其实是一些小的部落或部族而已，它们处于一种游离不定的状态。商朝时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方国，顺应了文明时代早期文化互动、融合的趋势，在经济上从事先进的农业生产，在政治上与商王朝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在文化上与商王朝逐渐趋同，这为西周时期这些地区直接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提供了条件，也为以后甘肃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周时期，发祥于甘肃陇东的周族在灭商建周后将其纳入周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这一地区的人口随之增殖，出现了方国增多、部族炽盛的活跃局面。这一地区也是诸戎狄活动频繁的地区，因而受到了周王室的重视。在周王朝的全盛时期，甘肃东部地区大部分方国被纳入甸服和侯服，一部分地区甚至被周王室直接统治，在武王灭商的过程中，与商关系密切的嬴秦却保持中立，因而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并且成为周王朝抗击诸戎羌的重要力量。
与夏商时期相比，西周王朝明显加强了对方国的控制，这表现在西周王朝对统治区域内进行人口的统计。西周时期，把统计人口叫作“料民”，《国语·周语》载：“古者不料民而其多少，司命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廪协出，是则多少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蒐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蒸，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也。”[8]周宣王时，西周与其南部的姜戎作战被打败后，周宣王决定在太原一带“料民”，向仲山父征求意见，太原即是今甘肃陇东的平凉崆峒区、泾川县、庆阳市镇原县一带。事实上，这不是一次真正意义的统计人口，而是周宣王以“料民”之名，实际上向这个地区征发兵役和赋役，因而，仲山父极力谏止。最终周宣王不听劝阻而在太原“料民”。这一做法激化了社会矛盾，周宣王之后的周幽王，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西周王朝在内外交困中走到了终点。
夏商周时期，在河西走廊的青铜文化也得到了发展。1948年，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山丹县创办山丹培黎学校的过程中，在四坝滩农场开挖水渠时，发现了一些古文化遗存和墓葬，采集了一些陶器和石器，这一遗址称为“四坝文化”。分布于东起山丹、西至新疆哈密、北及黑河下游，南到疏勒河中上游的广大地区，以发现于玉门市清泉乡的火烧沟遗址最具有代表性，因此又称“火烧沟文化”，距今有3500—2900年之间，处于中原的夏商朝之间。四坝文化的中心地区是丝绸之路的战略咽喉，在史前时期，不同的民族在这里活动过，并且留下了他们的痕迹。四坝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关系密切，马厂类型是四坝文化的主要来源[9]。四坝文化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也是学术界公认的。从四坝文化中出土的陶器上的独特花纹，与同一时期波斯彩陶十分相似，颇为多见的銎斧，在鄂尔多斯和中亚文化中也能找到，在火烧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四羊首青铜杖饰，与高加索地区的铜杖首十分接近。这说明外来文化对四坝文化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沙井文化是河西走廊东段的一个青铜时期的文化遗址，这一遗址由安特生及其助手于1923—1924年在民勤县柳湖村、沙井村和永昌县三角镇进行考古调查时首次发现，1948年，裴文中带领的西北考察队在甘青一带考古调查时，在民勤、永昌一带又发现了一些与安特生同一类型的遗存，遂命名为沙井文化。沙井文化的范围东南到兰州永登、榆中，西北到张掖，东北是腾格里沙漠，西南越过祁连山。根据碳14年代测量，沙井文化存在年代为距今3000—2500年之间，沙井文化是河西地区最晚出现的青铜文化，其畜牧业经济是这一文化的主要成分，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沙井文化可以界定为河西走廊地区的本土文化是稳妥的，它与河西及河湟地区诸多古文化遗存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特别是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的关系较为密切。”[9]沙井文化的主人可能是秦汉时期生活于河西一带的大月氏人的祖先。
三、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甘肃地区的民族
春秋战国时期，甘肃历史的最突出的事件莫过于赢秦的崛起了。西周末年，西周的社会矛盾激化，申侯趁机联合犬戎发动叛乱。秦襄公在危难关头，承担起拱卫周王室的重任，“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襄公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10]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送有功，升格为诸侯，并赐以周王朝失去控制的地区，这看似空头许诺，实则名正言顺，秦襄公利用自己积聚的实力和新确立的威望，与在陇东一带的犬戎周旋，不断扩大秦国的影响力。秦襄公死后，文公即位，他在文公三年(公元前763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前762年)，至汧渭之会”[10]，开始了秦国的重心向东转移的历史进程。之后，秦国的国都继续东迁，宪公时迁至平阳，德公时迁至都雍，孝公时定都于咸阳。秦国的强大与其战略重心不断向东迁移、采用先进的农耕文化密不可分。
到秦穆公时，秦国已据有整个关中，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开始了与中原晋、楚等国的争霸。秦穆公一方面与晋国通过联姻，结成“秦晋之好”，另一方面与晋国争锋，特别是秦晋殽之战，重挫秦向东扩张的锐气，秦穆公听从由余的建议，挥师西进，“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0]秦国打败西方诸戎后，其控制地区向西深入到陇西一带(甘肃临洮)，这一重大事件对秦国和周边民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秦国对西方诸戎的全面征服与涵化，结束了我国西北地区长期存在的民族割据局面，推动了中国走向大统一的步伐[1]。其次，秦霸西戎导致部分戎狄无法在陇右立足，遂率部众举族西迁，由此引发了整个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大迁移。为东西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创造了条件。“阿尔泰山东段的商道，大致是从洛阳出发，经今山西北部、河套地区至阿尔泰山；阿尔泰山西段的商道，大致是经额尔齐斯河上游、楚河、伊犁河流域、哈萨克草原西通欧洲；两段的交汇点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经这条商道运往欧洲的商品，除了中国内地的丝绸、青铜器外，还有阿尔泰山出产的黄金；而运往中国内地的，主要是阿尔泰山出产的玉石。”[11]秦国的声名远播于西方国家，与戎狄的西迁不无关系。成书于公元前4-5世纪的古波斯的弗尔瓦丁神赞美诗和《圣经·旧约全书》的《以赛亚书》中均把“秦”称为“塞尼”，这一词由西方传入印度以后被译成通用的“支那”[12]。
进入战国时期，甘肃东部的民族格局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秦人、氐羌和各种戎人。而在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则有月氏、乌孙等民族活动了，并在我国先秦和秦汉时期的文献中留下了他们名字。关于月氏的族属和族源，学术界多有争议，月氏的族属，主要有羌、戎、突厥(阿利安)、匈奴以及介于氐羌、突厥、匈奴之间等不同说法[13]，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月氏与羌族更为接近。月氏的族源，清人何秋涛以《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禹氏”为月氏；而在《穆天子传》中做“禹知”，认为月氏原居于周之正北，秦汉之际由原居地迁入河西。也有人认为月氏是东夷的一支，约在公元前6000—5000年沿黄河向西迁移，经河套平原迁至河西走廊[14]。但这些说法没有可靠的证据做佐证，因而，不能令人信服。杨建新先生断定：“月氏就是河西地区的老住户，是河西地区养育出来的一个土生土长的古老民族，同时也是河西地区的最早开发者和建设者。”[13]这一观点从沙井文化遗址中的从事畜牧业遗存十分相似能够找到有共性的联系。乌孙是一个与月氏关系十分密切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居于河西走廊，月氏居其东，而乌孙居于瓜州(酒泉敦煌之间)。关于乌孙的族源，根据史籍记载，乌孙原称“昆戎”“绲戎”“混夷”“昆人”等，是戎族的一支，商末周初已经强大，成为西周西部的一个强劲的对手，一直到春秋中叶后被秦国臣服。公元前300年左右，秦灭义渠戎后，昆人被迫西迁至河西走廊西部，游牧于祁连敦煌之间[15]。关于乌孙早期的活动，史籍记载比月氏还要少，因此，学者的研究还是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推断，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戴春阳先生根据考古新材料提出发现于酒泉玉门一带的骟马类型的文化则有乌孙是在河西活动的遗存[16]。不管月氏和乌孙从哪里来，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月氏和乌孙在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河西的重要民族，他们是那个时期河西的开拓者。
总之，从远古时期的旧石器时代起，就有古人类在甘肃地区零星地活动与栖息，到了新时期时代后期，有更多的古人类沿着泾、渭等河谷翻山越岭来到甘肃，并在这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而在先秦时期甘肃东部地区渐次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统治区域，生活在甘肃大地上的各个民族相互交往，共同开发甘肃大地，并为联结中西交通和丝绸之路的开通打下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36-37，35，153,168-184,306.
[2]方荣，张蕊兰.甘肃人口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11.
[3]冯志毅.试论陇西黄土高原古文化、古民族及早期经济开发[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2).
[4]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22,123.
[5]郭厚安,陈守忠.甘肃古代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79-80,87.
[6]慕平译注.尚书[Z].北京：中华书局,2009:6.
[7]祝中熹.早期秦史[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59.
[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1.
[9]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49,222.
[10]司马迁.史记[Z].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5:119,179,194.
[11]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1卷)[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222.
[12]林剑鸣.秦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50-51.
[13]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72,74.
[14]李吉和.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81.
[15]高荣.月氏乌孙和匈奴在河西的活动[J].西北民族研究，2004(3).
[16]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112.
【责任编辑 朱世广】
The Ancient Human and Ethnics Activities in Gansu from Prehistoric to the Pre-qin Period
Abstract：Gansu,one of the sourc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is also a habitat of muti- ethnic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historic times,the ancient human left its footprint in Gansu region; they created such civilization as Yangshao culture and Majiayao culture. During the Spring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the ethnics such as Di,Qiang,darouzhi and Wusun lived in Gansu region,and promote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Gansu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Key words：Gansu; ancient human; ethnics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30(2016)06-0047-05
收稿日期：2016-10-19
基金项目：2013年甘肃社科规划项目《明初甘肃汉族移民问题研究》(13YD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