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类学早期传入的背景与过程
【类型】期刊
【作者】杜靖（中国科学院）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
【刊名】青海民族研究
【关键词】 中国古人类学；进化论；社会转型；学科建立；集体表象
【资助项】第四十五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ISSN号】1005-5681
【页码】P1-9
【年份】2019
【期号】第4期
【期刊卷】1
【摘要】本文考察了古人类学早期传入中国的背景与过程,认为它是世界古人类学向中国的延伸,同时它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过程中民族救亡图存的一个必然结果,或杜尔干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集体表象".从一些标志性事件看,1920年代是该学科建立的一个时间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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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类学早期传入的背景与过程
摘 要：本文考察了古人类学早期传入中国的背景与过程，认为它是世界古人类学向中国的延伸，同时它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过程中民族救亡图存的一个必然结果，或杜尔干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集体表象”。从一些标志性事件看，1920年代是该学科建立的一个时间标志。
关键词：中国古人类学；进化论；社会转型；学科建立；集体表象
在《中国人类化石的主要发现和理论探索》一文中，我和吴新智先生之所以把1922年作为中国古人类学学科叙事的起点[1]，是考虑到该学科的第一个科学发现产生于这一年，即法国学者E.Licent在萨拉乌苏晚更新世地层中发现了一枚小孩门齿[2]。尽管早在1903年施罗塞（Max Schlosser）从中国各种哺乳动物的骨头化石中了发现了一颗后来被确认为人类的牙齿，但在当时他对该牙齿属于人类还是属于猿类却游移不定[3]，而且亦无确切的出土地点和严格的科学田野作业。考虑到其不具备完整的科学发现意义，因而未将1903年作为学科叙事的逻辑开始。不过，这意味着中国古人类学并非从1922年才突然开始。事实上，此前已经有着相当的酝酿与积累。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试图扒梳古人类学早期传入中国的背景及过程，由此思考本学科建立的明确标志和时间点问题。要想理解这些问题，我以为应该从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一个是国际古人类学发展的情景和要求，一个是中国为什么需要古人类学。
一、国际人类学学术背景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近代科学产生以前，人类主要通过神话、巫术、宗教等形式进行解释。《圣经》中的“上帝造人”、中国神话中的“女娲造人”等[4]，就属于这类探索。神话、巫术和宗教多以隐喻和转喻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类的起源，显示出其独特的不同于科学的逻辑。对于这种探索精神应该给予肯定。不过，这并非就承认它们揭示了人类来源的真实情景，它们属于假因果思考。
针对基督教的“神创论”，1809年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出版《动物哲学》，探讨了人起源于猿的一般过程。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讨论了生物进化的机制。1863年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通过解剖学和胚胎学研究，明确了“人猿同祖论”[5]。1868年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在《自然创造史》中据胚胎学成果论证“人猿同祖论”。1871年达尔文发表《人类起源和性选择》。在这本书中，达尔文根据当时非洲灵长类的分布状况提出了人类更可能演化自非洲的学说[6]。19世纪的人类进化研究主要建立在将人类与其它灵长类等脊椎动物的比较解剖学和比较胚胎学，以及自然历史的一般演化规律上，并不是建基于化石证据上。所以，尽管1856年发现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1868年拉尔太于法国的多尔多涅省进行古生物学研究，发现克罗马农人（Cro-Magnon Man），可是当时人们并不普遍接受人类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这个事实。直到20世纪转换之际，人们才慢慢开始把尼安德特人等视作从猿到人之间的一个环节[7]。
根据亚洲现生灵长类以及当时在亚洲大陆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的分布情况，另外一些学者却坚持人类最初可能出现在古亚洲大陆（Pal-Asia）。如德国生物家海克尔（Erenst Haeckel）认为，亚洲猿类更接近人类，亚洲更可能是人类诞生的摇篮[8]。杜布瓦（Eugene Dubois）听从了海克尔的建议，前往爪哇，于1891年发现了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从而支持了海克尔的预见和推断，也更加坚定了世界部分科学家的信念。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朋（Henry Fairfield Osborn）的人类起源于“亚洲说”影响更大。1923年10月奥斯朋在北京演讲时说：“原人”的老家或许应该在蒙古，我们发现原始人不是林居人，因为在林地人类演化得极慢，甚至还有退步。森林里长不出敏捷的民族来。较高等的人类，也不可能从河滨卑湿多草木果实的地方崛起。只有高原和比较平些的高地上，生活最艰难，受刺激而起的反应最有益。蒙古一向是高地，气候亢爽，生活条件相当艰难，非努力不能生存，但却对人有利。当时在北大地质系任教的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A.William Grabau）也支持奥斯朋的观念，认为应该到“蒙古和新疆的距今一千一百万年到三百万年的上新世地层里”寻找最初的人类，即所谓“原人”的遗迹[9]。
1870年英国解剖学家欧文（R.Owen）在伦敦地质学会创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产出的哺乳动物化石》的报告。[10]此后，欧美、日本一些学者也先后发表了不少专著与论文来讨论中国的古生物问题。这些中国古生物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学者来华寻找古人类化石。1899年德国医生哈贝尔（K.A.Haberer）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中药店里购买了一些龙骨和龙牙，返回德国后他寄给了古生物家施罗塞。1903年施罗塞认定它们属于各种哺乳动物的骨头化石，其中还有一颗当时他不能确定的是人类的还是猿的牙齿。但这颗牙齿的发现表明，中国有发现古老人类化石的可能。施罗塞将这些化石研究成果公开发表，遂引起了西方科学界的极大兴趣。[11]
1915年日本仙台学者H.Matsumoto研究了来自中国河南的一个骶骨化石后认为，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可能于更新世（the pleistocene time）定居在华北。当然，也有人表示怀疑。[12]而法国古生物学者也于20世纪初进入中国。1912年桑志华（Father Emaile.Licent）设想在中国北部建立一个博物馆，以收藏中国北方——黄河流域、蒙古腹地及西藏一带的广大区域——的地质、动物、植物区系标本。1914年他抵达天津，成立北疆博物院。此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其足迹遍布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内蒙古和西藏东部，搜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和新生代后期哺乳动物化石。[13]1923年德日进（Pierre Telhard de Chadin）抵达天津，他代表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院与北疆博物院联合组成一个为期两年的“桑志华-德日进法国古生物考察团”。1924年项目完成后回法，旋于1926年再度来华，直至中日战争结束。而德日进也表达了跟奥斯朋同样的信心：从喜马拉雅山至阿尔泰山间，既有广大的更新世地层，古生物学家在这个地区以内，就有发现人类化石的机会。[14]
需要说明，西方人对龙骨的关注最初并非因为它们是动物的骨骼化石，乃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迷恋。西医和中医对病理的解释机制和医疗皆不一样。西医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自然会遭到传统中医的排斥与抵抗。在西方人眼里，中医类似一种巫术，以其神秘的治疗称名世界。中医把人体视作一个整体系统，以气、热、寒等概念为核心思维工具，如果这个整体系统的某一子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整个系统就出现了问题。他们从相生相克的古老哲学原理出发，以药物、针灸、按摩加以调理治疗，目的在于使紊乱的系统恢复到原来的平衡与协调状态。龙骨作为中药之一种，超出西方医学所能捕捉和理解的范围。正是在此种情形下，西方医学家、化学家开始关注它，通过他们引起了西方古生物学家的研究。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西方人类学家或解剖学家此时也已来华在协和医学院工作。北京协和医学院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于1917年。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1919年来中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兼解剖系主任。他1906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取得医学学位，但其兴趣却在生物学方面，然后又返回学校进修比较解剖学，于1909年至Western Reserve的一所医学校教书并做研究。1914年夏天他前往英国曼彻斯特（Manchester）访问艾略特·史密斯（Elliot Smith）的实验室，而史密斯是当时国际上著名的神经解剖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当时正介入到胡顿（Earnest Hooton）与史密斯·渥德沃德（Smith Woodward）的关于皮尔当（Piltdown）人的争论之中。步达生在艾略特·史密斯的实验室里找到并发展了他的化石人类学兴趣，即破解人类进化之谜。正是这位加拿大解剖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来华以后承担了最初的北京周口店的古人类学研究[15],直到1934年去世，方由德籍犹太（后入籍美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来接替。步达生初期在中国还从事过大量的现代体质人类学研究工作。比如，在沙锅屯及河南仰韶遗骨研究报告中，步达生结论是：这两组骨骸所代表的人民之体质与现在同一地区的居民（即他之所谓北支那人）之体质属同一派。[16-17]
此外，西方考古学家对远东早期的考古探险等活动，也促进了中国古人类学的孕育。比如，瑞典学者斯文·赫定（Sven A.Hedin）曾在1893-1908年间三次到亚洲腹地，其中包括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一代进行调查。但斯文·赫定的考古活动对中国古人类学发生影响最重要的一次则是在1926年。这一年他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委托，组织了一个中亚探险队，为汉莎公司开辟经中亚通往中国的航线作航空气象探险。在1926年末他抵达北京时，即由安特生（J Gunnar Andersson）陪同拜访了翁文灏。翁文灏对赫定的计划表示全力支持，并且双方还起了一份探险纲要。这份纲要里，翁文灏提出要吸收中国学者参加古生物考察（事实上由两名地质学家、一名考古学家参加），相关的科研成果要在《中国古生物》杂志上发表。这个考察团就是中国科学史上著名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亦称“中瑞联合考察团”。[18]这个考察活动涉及到的安特生、翁文灏等都是后来周口店古人类化石发掘中的重要人物。至于古生物学的问题，更是古人类学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下一小节将予以分析。
从古人类学学科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说，初期的中国古人类学应该是世界人类学的一部份，是世界人类学向中国延伸的自然结果。
二、矿业的发展和地质学与古生物的引入
任何国际学术脉络必须落进特定的社会场景，才可能促进一门学科的传播与发展。中国古人类学的初期传入与发展跟地质学、古生物学和中国早期的地质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感于西方的压力，中国开始从传统迈向现代。第一次中英战争的失败，使国人认识到：这次战争的失败实际上是我们在物质技术和国家财富方面输给了西方，遂兴起了洋务运动。兴办实业是当时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希望借此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晚清到民国初年，通过实业救国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化追求，并深入人心。晚清灭亡以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秉持了这条思路，特别重视地质矿产业的发展。至1920年代，在中国的知识界引发了一场“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争论。杨明斋、恽代英、杨杏佛、陈独秀、吴稚晖、吴景超、丁文江等一方面批判“以农立国”的见解是错误的，一方面强调工业化在中国的必要，指出中国不可以没有工业化。[19]
作为实业一项内容的矿产业，刺激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因为古生物化石当时被用来确定矿藏年代，同时古生物化石也为寻找矿物提供了线索。杨钟健认为，“古生物学和地质学与生物学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古生物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地质材料的一部份，也是生物材料的一部份。像达维大希维里所指出的：‘古生物学与生物学、地质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后两门科学的发展，多半依赖于古生物学，但同时古生物学的发展也有赖于生物学和地质学的成就。’”“古生物学的工作即服务于地质学，帮助鉴定地层年代，也服务于生物学，明了过去生物演化的过程，乃是极显然的，但是古生物学各部门的研究并不是等量齐观地向这两方面发展。这自然形成了有些古生物的研究多服务于地层方面，有些多服务于演化方面。”“实际上说来，古生物学工作是把服务于地质学与古生物学两方面密切地结合起来的。……假使我们把古生物标本只当做区别地层先后的符合而不注意各地层中所含不同个体演进的次序、动物群变化的原因，沉积环境、气候与地貌的条件等等，换言之，就是不把各地层中的化石联系起来看，那就不但不能了解地史上生物演化的最重要的过程，而且也不可能把地层弄清楚，必然要造成一些重大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能丢开地层，单把化石当做生物来研究。如果说是不了解各化石保存的详细层位，保存情况以及附着的岩石性质，而只是把标本当做生物标本来研究，……也得不到演化方面的真正成果。”[20]尽管这段话发表在1950年代，但对于20世纪初年也是适用的。
欲发展矿产业，必然要派出人才到境外去学习地质学等内容。比如，1903年湖北总督端方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明确指出要向比利时派遣留学生学习矿业：“中国地大物博……唯于工艺素少讲求，器械未能自制，开矿修路等事，无不雇佣洋匠……比国实业较精，学费较省，诚能各派学生前往肄业，他日学成而归，上足以备任用，下足以裕资生，实于大局不无裨益。”[21]
丁文江于1908年考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同时副修地质学。1911年丁文江取得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证书[22]，1912年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了一年书，用生物演进的观点撰写了《动物学教科书》。[23]章鸿钊也于1911年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毕业。[24]翁文灏于1908年前往比利时罗文大学（Louvain University）留学地质，学习地质学、古生物学、古植物学等内容。1912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显系端方奏折的受益人之一。[25]
同时，也聘用西方人作顾问。比如，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接受中国政府聘请，于同年5月16日来农商部担任矿政顾问，以协助开展煤田以及其他矿产调查（他于1906年担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25年后在斯德哥尔摩任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安特生十分喜爱考古与注意古生物化石之搜集。来华以后，他给各地在华的外籍人士写信，要他们注意收集和提供化石产地的线索，同时附有施罗塞对中国动物化石的鉴定结果。根据这些线索，安特生还积极组织技工去山西、河南、甘肃等地采集化石。比如，1918年秋天在河南发现了大批三趾马化石。[26]然后，把这些化石运往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sala University），交由维曼所领导的古生物研究室进行研究。
在留学人员归国后，也建立了自己的地质人才培养机制。
1912年章鸿钊任职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矿物司地质科，曾向当局提交《中国地质调查私议》，并附有《议设地质讲习所》简章，计划培养人才。[27]1913年丁文江接受北洋政府工商部（后改为农商部、农矿部、实业部、经济部等名称；最初农林工商各为一部，民国二年秋，张骞将它们合为一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邀请，赴京接替章鸿钊离去后的地质科长职务。丁文江在章鸿钊设想基础上，从发展中国实业着想，与张轶欧商量后呈文工商部，提出在矿政司内附设地质研究所，并改称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28]得到批复以后，1913年6月北洋政府工商部成立了地质研究所。这样，丁文江在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同时，也兼任了地质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1913年11月丁文江前往法国，章鸿钊任地质研究所所长。
地质研究所主要是一个地质教育机构，1913年夏天，开始招生，学制三年，设有动物学、地质学、地史学、古生物学、测量学、矿床学、冶金学等课程。刚刚回来的留学比利时的地质学博士翁文灏任教员，教授岩石学与矿物学等课程[29]，丁文江担任古生物学教学[30]。其实，在这以前，光绪末年京师大学堂就创办了地质系，民国三年（1914）北京大学因故停办。这个时候，地质研究所就借用了该校设备与校址（甚至包括师资力量，比如，北京大学原有的一个德国教授梭尔格“Solger”就被请来帮忙[31]）。1916年地质所结业，该所大部分毕业生进入农商部矿政司地质调查所，此时开始了正式的中国地质科学研究与矿产调查。丁文江复建议北大恢复地质系，并以造就专门地质人才为己任，地质调查所则专负调查研究工作。蔡元培批复后，北大旋于1917年恢复地质系。[32]1916年10月，地质研究所正式合并到地质调查所，由丁文江任所长。该所下设三股，丁文江兼任地质股股长，章鸿钊任编译股股长，翁文灏任矿产股股长。[33]1921年翁文灏曾代理过地质调查所所长，1923年当选中国地质学会长，1926-1938年正式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34]而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也于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1932年9月迁往南京，设有矿物研究室、古生物实验室和化学分析室。[35]
一种说法认为，民国五六年间丁文江就极力建议北京大学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利普来华教授古生物学[36]，但直至1920年他始聘得葛利普来调查所领导古生物研究工作，同时葛氏亦被请在北大教授该门课程。对于日后中国古人类学发生重要影响的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就是葛利普北大的学生[37]。另一种说法坚持（丁文江说），1920年葛利普先来到中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后兼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38]
以上这些著名历史人物如何参与到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掘事业中，下一小节将会有专门的叙述。这里先介绍一下地质调查所创办杂志发表古人类学成果方面的情况，以此展示地质学对中国古人类学发展的重要性。
1919年7月地质调查所创办《地质汇报》（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及《地质专报》（甲种第1号于1920年正式出版），这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正式出版的开始。[39-40]当时为什么创办《地质汇报》呢？农商部次长江天择作的序言中说：“吾国之所以地大物博见称久矣，然矿业所产当计不过八九千元，入口矿物连煤油并计超过出口者岁辄二三千万元，不特不足以比于天赋特厚英美诸大国，即较之反居中等而土地人口远逊于我之日本，亦且望尘莫及，地大物博诚足恃乎哉？……最近欧战，其中关键有如罗伦铁矿萨尔煤田以及瓦利西亚及罗马尼亚之油田。国际竞争所据以上下轻重，各为其国谋民生国计之基础者，亦多惟地质学者言是从，夫然后知科学研究之为功大且广也，惟是地质调查者，事至繁重，非有专门机关不能胜举，故先进各国莫不有地质调查所之设。”[41]
1920年亦是地质调查所专门著作正式出版之始。[42]一开始多出版地质学专著，待到后来才慢慢有人类学作品问世。比如，《甘肃考古记》列为《地质专报》甲种第5号于1925年出版，步达生等的《中国猿人史要》（Fossil Man in China）则作为《地质专报》甲种第11号于1933年出版。
1922年开始发行《中国古生物志》，丁文江任主编。该杂志共分四种：甲种主要刊载植物化石方面的成果，乙种主要刊载无脊椎动物化石方面的研究，丙种主要登脊椎动物化石方面文章，丁种则是属于古人类学的专业杂志了。[43]那么，为什么要创办《中国古生物志》呢？据葛利普说：
“丁博士最初即感觉中国地质研究之困难在于地层内之化石知识之欠缺。此种化石，非特须搜集之、保存之而已，尤须予以科学之描述及说明。渠深觉此种工作之重要，因而筹画刊物，专门记载与解证中国生物之遗迹。伟大之《中国古生物志》刊行即为实现此计划。”[44]1925年农商部地质调查研究所（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印行了步达生的《奉天沙锅屯及和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The human skeletal remains from the Sha Kuo T’un cave deposit in comparson with those from Yang ShaoTsun and with recunt North China skeletal material）。[45]1927年12月中央地质调查所印行了步达生的《周口店储积中一个荷谟形的下臼齿》（On a lower molar Hominid tooth from the Chou Kou Tian deposit）[46]，当时步达生是协和医学院的教授。该书序言由翁文灏撰写。
1922年1月份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翁文灏任会长。该学会利用中国科学社的资助，创办《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翁文灏担任主编。这份杂志日后成为古人类学学术成果发表的一块重要阵地。1927年第6卷第3、4期合刊的《中国地质会志》可谓一期古人类学专号。共发表了步达生的《亚洲之第三纪人——周口店之发现》[47]、德日进的《如何及何处搜寻中国之最古人类》[48]、师坦斯基的《周口店洞内之人牙》[49]、德日进和步达生的《河套东南部洪积期人牙之发现》[50]、翁文灏的《中国古人种之搜寻》[51]、李捷的《周口店之化石层》[52]、步林（Birger Bohlin）的《周口店化石之挖掘》[53]等文章。1929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8卷第1期发表步达生的《关于周口店发现猿人化石简报》[54]，1929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8卷第3期发表了德日进和杨钟健的《周口店洞穴层简报》[55]，1929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8卷第3期发表了裴文中的《周口店成年猿人头盖骨发现之经过》[56]，1929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8卷第3期发表了步达生的《周口店成年猿人头盖骨初步研究报告》[57]，1930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9卷第1期发表步达生的《猿人头骨临时报告》[58]，1930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9卷第2期发表步达生的《发现第二个猿人头盖骨报告》[59]，1930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9卷第3期发表史密斯（G.Elliot Smith）的《人种原始论》[60]，等等。
1936年复创办《地质评论》于北平，该杂志为双月刊。经常发表一些人类学研究方面的书评之类。比如，该杂志第1卷第1期就刊发了杨钟健介绍魏敦瑞《中国猿人的新研究》的书评。
此外，关于古人类学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工作也多由中国地质研究机构来开展。比如，1930年9月25日，中国地质学会举行了一个特别会议，欢迎G.Elliot Smith访问讲学，当时孙云铸主持，史密斯演讲的题目就是《人类的祖先》（The ancestry of man）。在这个报告会上，翁文灏也就1929年发现的北京猿人给出了一个评论，步达生则进行了简短讨论。[61]
结合下一小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嫁接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地矿产业和地质学基础上，并形成了中国古人类学发展的根本架构。至今中国古人类学还跟地质学中的第四纪研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古人类学虽然在学科体制上归属于一级学科地质学下的二级学科“古生物学与地层学”里面，但基本上取得了独立地位，而被人们接受为一个学科。
以上反映了地质学于中国古人类学之重要性。
三、多方介入中的周口店发掘过程及中国古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成立
夏皮罗（Harry L.Shapiro）的《北京人（ Peking Man）》、贾兰坡和黄慰文的《周口店发掘记》，对当年北京猿人的发掘过程有着详细而生动的记述。另外，裴文中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对于从民国十七年至民国二十二年的发掘过程、田野作业方法及重要发现也有较为详细而生动的回忆记述。[62]但为了说明本文的问题，我在此撮要予以介绍，以便看出上述一二小节所介绍的那些科学家和不同学科在早期是如何介入到古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侧重点在于学者与学者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互动，以及对于古人类学来说具有学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1918年2月安特生从另一位西方科学家（在北京任教的化学家格雷戈·吉布“J.MeGregor Gibb”把一些包在红色粘土中的碎骨片给安特生看）那里听说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的鸡骨坡，并于3月22日前往鸡骨山考察，作表面采集，发现了一些啮齿类的动物化石。同年秋，在河南发现了大批三趾马化石。安特生遂把注意力转向了河南。[63]
1921年夏，师丹斯基（Otto Zdansky）根据维曼的建议来到中国，本打算与安特生一起合作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研究，但安特生却将他首先安排到周口店去发掘鸡骨山（Spencer G.Lucas认为，斯坦斯基于1921年5月离开瑞典到达中国，当时是乘船从天津港登陆的，其在华工作到1923年10月[64]）。同年8月，安特生和美国的葛兰阶（Walter Granger）到周口店看望师丹斯基。葛兰阶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来担任由安德鲁（Rey Chapman Andrews）领导的该馆亚洲考察团的首席古生物学家。就在这次发掘中，安特生于“老牛沟”新地点堆积物中发现了锋利的脉石英碎片，而周围都是石灰石。凭着直觉，安特生断言“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师丹斯基在周口店呆了数周后结束了发掘工作，将发掘成果于1923年公开发表，这份报告除了提到犀牛、野猪、鹿、水牛，剑齿虎等哺乳动物化石外，还提到了啮齿类、鸟类和食虫类等小型动物遗骨，更重要的是报告中提到了堆积物中含有石英碎片。1923年秋天，安特生又安排师丹斯基去发掘新地点。1924年1月安特生返回乌普萨拉大学，着手研究从中国运去的化石标本。[65]
贾兰坡和黄慰文认为，1921年师丹斯基在发掘时就发现了一颗疑似人类的牙齿，但师丹斯基只是谨慎地把这颗牙齿当成是类人猿的，而且在1923年的报告里只字未提。1926年夏，当他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又从周口店化石中认出了一颗明确为人类牙齿的化石后，问题遂变得逐渐明朗起来。1927年在发表报告时，师丹斯基将前后发现的这两颗牙齿鉴定为“真人？（Homo·sp.）”。[66]与上述贾兰坡和黄慰文的看法不同，步达生说道：“在1923年发掘时，师丹斯基从周口店沉积中发现了一颗磨损的、石化的人类臼齿（hominid molar）。这在发现的同时就被确定为人形性质的（anthropomorphic）。后来在这批运往乌普萨拉的材料中，又发现了第二颗人类牙齿，一个未萌出的下恒前臼齿（lower permanent premolar）”。[67]但是翁文灏又跟上述两家说法不同：1926年J.G.Andersson宣布从1921年和1923年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掘的中更新世堆积物中发现两颗中更新世人类牙齿。[68]综合考虑，我们认为，翁文灏的这一说法最准确。第一，当年的确将1921年和1923年两批发掘的材料都运到了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但这些材料混合在一起，已经无法分清哪些是1921年挖的，哪些属于1923年挖掘的了。第二，假定按照贾兰坡的说法是先于1921年就发现了一颗类人猿牙齿，或按照步达生的意见先于1923年就认出了一颗“磨损的、石化的人类臼齿”的话，那么，在1923年师丹斯基公开发表的报告里为什么只字不提呢？相反，对“犀牛、野猪、鹿、水牛，剑齿虎等哺乳动物化石和啮齿类、鸟类和食虫类等小型动物遗骨，以及堆积物中含有石英碎片”都提到了。这说不过去。可喜的是，黄慰文在2005年出版的《北京猿人》一书中作出了新的表述：“大约在1926年9月，在清理好的化石里发现2颗人牙的消息传到北京（实际上共3颗，只是第3颗直到50年代才被认出来）。”[69]这可以算作一个修正。
1926年5月3日，步达生接到安特生从瑞典首府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发来的信函，称瑞典皇太子将于5月做环球旅行，并大约在10初抵达北京。皇太子要求安特生在北京能和他会面，协助安排一些参观活动，包括北京的科学研究机构协和医学院。这位皇太子就是日后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尔夫（King Gustavus VI.Adolphus）。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和中国文物鉴赏与收藏家，在当时他担任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职务。该机构掌管瑞典在中国进行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之考察和研究活动经费。安特生一直以来的中国考古研究和调查经费均由它提供。1926年10月17日，皇太子抵达北京。10月22日下午，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自然历史学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学术团体联合举行了欢迎皇太子大会。翁文灏致欢迎辞，梁启超和德日进、安特生等作学术报告。梁氏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德日进报告了他和桑志华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发现，包括河套人化石、萨拉乌苏和宁夏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之石器等。安特生在会上代表维曼介绍了乌普萨拉大学关于中国古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对于中国古人类学来说，最有学科价值的是安特生报道了师丹斯基在周口店发现的两颗人类牙齿。这份报告题名为《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由步达生撰稿，发表在1926年的《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同年也发表在英国的Naature和美国的Science上。[70]
1925年夏安特生和步达生积极筹备以新疆为重点的中亚考察项目，计划在这个地区开展考古学、地质学和人类学三方面的考察工作。这个项目当时已经获得了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周口店的意外发现，使他们的兴趣复转了回来，并对中亚考察计划中作了适当修改，决定将周口店史前考古纳入进来。于是，1926年10月5日，步达生起草了一份报告给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Henry S.Houghton），建议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系统发掘周口店遗址和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71]
之后，步达生去找翁文灏商量具体事宜。从1926年10月16日步达生给翁文灏的信函中我们了解到：第一，当时由胡恒德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申请经费；第二，采取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方式进行；第三，所获材料用于研究目的，人类及类人猿化石由步达生进行研究，成果优先发表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其他材料由地质调查所研究并永久保管；第三，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已经初步同意考虑设立一个专门研究各时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可能性，有人建议该机构应完全致力于野外和室内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承担培训研究人员的任务，其研究范围初步概括为三项，即人的系统发育（古人类学）、人的个体发生（胚胎学）和现代人的体质人类学（形态学和生理学）三方面工作。[72]
1926年10月18日，翁文灏回复步达生的信函，表示了赞赏和满意，并略有补充。1927年1月3日，步达生接到纽约发来的电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给周口店拨款2万4千美元。同年2月上旬，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题目为《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的协议书》。这份协议书主要内容是：第一，设立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化石堆积物研究专门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2万4千美元到1929年12月31日止，中国地质调查所拨4千元），本项目合作的宗旨是寻找和研究早期人类化石和同时代的动物化石；第二，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步达生博士在双方指定的其他专家协助下负责野外工作，二至三名受聘并隶属于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学家专门负责与本项目有关的古生物研究工作；第三，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学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第四，一切成果均在《中国古生物志》或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其他刊物上以及中国地质学会的出版物上发表。[73]
在这个协议基础上，1927年春周口店之系统发掘开始付诸实施。丁文江是合作项目名义上的主持人，具体事务由步达生和翁文灏商定施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李捷任周口店野外工作事务主任，维曼教授推荐的瑞典古生物学家歩林（Birger Bohlin）担任古生物研究专员和周口店野外工作顾问，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兰阶的技工刘德霖担任周口店野外发掘技术助理兼室内化石修理工作，步达生的办事员谢仁甫作刘德霖的助手。1927年10月16日，歩林又发现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牙化石，属臼齿。步达生根据先后发现的两个臼齿盒一个前臼齿，建立了一个人科的新属新种，即Sinanthropus pekinensis，译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称“北京中国猿人”（吴新智案：Sin是中国，anthropus是人，直译应该是北京中国人，不知道当时哪位先生给加了个‘猿’字，也许是翁文灏或者是李捷。待考）。1927年底步达生暂时离开中国，1928年的周口店工作因而由翁文灏和协和医学院的福顿（A.B.D.Fortuyn）主持。1928年李捷离开周口店，杨钟健接替他的工作。杨钟健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4年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随费迪南德·布罗利（Ferdinand Broili）和施罗塞学习古脊椎动物学，1928年春归国前曾前往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周口店的化石。此时，刚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裴文中也加入到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中来。1928年春，发现了一件北京人少年女性右下颌骨和一件保留了3颗完整臼齿的成年人下颌骨。步达生在西方的半年里，一是为继续下一步发掘工作又争取了一笔资金，一是同当时欧美著名的人类学家交换意见，讨论“中国猿人”新属建立问题，一是请人做北京人的臼齿模型。[74]
1929年2月8日翁文灏和步达生拟定了一份在百年中国人类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即《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组织章程》。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该研究室的宗旨是为了开展广泛的人类古生物学调查，注重采集、研究和描述中国第三纪及第四纪的化石；第二，该研究室行政上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纳于所长管理之下，丁文江为该室名誉主持人，步达生为研究室名誉主任，杨钟健为研究室副主任并专门从事古生物方面研究；第三，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专款，通过北京协和医学院分批拨付给新生代研究室；第四，一切采集的材料包括人类学标本在内，全部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标本将暂时委托给北京协和医学院保管以便于研究，一切标本均不得运出中国；第五，新生代研究室不涉及文化方面的研究。同年4月19日，中国政府农矿部正式批准了这一章程。[75]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第一个古人类学的专门研究机构——新生代研究室。
新生代研究室建立，德日进被聘为顾问兼研究员。[76]1929年歩林辞去周口店职务，去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杨钟健也决定陪同德日进到山西和陕西调查新生代地质。翁文灏和步达生商量，由裴文中来负责周口店发掘工作。[77]1929年6月间在C地发现1件幼年残破下颌骨、9颗牙齿、1件成年大腿骨残片。同年9月份，又在D地，发现了1件头盖骨（这个头盖骨并不完整，1930年在实验室才修理出几片，可以并凑成一个头盖骨。因为情况如此，所比它晚两个多月从E出土的头盖骨被称为‘第一个头盖骨’而不称为‘第二个头盖骨’）。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在E地发掘出一具完整的头盖骨。[78]这个新的发现轰动了全世界。1930年秋季在稍下处的F地发现了1件残破的幼年人下颌骨和11颗单个牙齿。1931年在G地发现了1块顶骨残片、2件成年人残破下颌骨和1个成年人锁骨，还发现了一些紫荆木碳（证明当时中国猿人已经使用和控制了火）。1933-1934年在山顶洞遗址发掘出了三具完整头盖骨（101、102、103号）、1件保存有4颗牙齿的成年人左上颌骨和其他骨头。魏敦瑞认为共计属于7个不同的男女个体。1934年春山顶洞遗址发掘完后，又转向了中国猿人遗址，于H地在5-6月份发现了1块猿人左颞骨大部和相邻的顶骨和枕骨部分、2件完整和残破成年人右下颌骨和3颗单个牙齿。1935年继续上年的工作发现了许多石器、烧骨、朴树籽等。裴文中离开，由1931年参加周口店工作的贾兰坡负责发掘。1936年春季继续上年工作，在H地发现了右颞骨后小部和相邻的枕骨少许和2颗牙齿，在I地发现了4块残片，分别属于额骨、顶骨、和右颞骨，还有3颗牙齿。1936年秋季在J地发现了幼儿额骨和枕骨残片，后来在修理室中又发现了成年男人和女人的股骨残破片2件、成年男人的左肱骨骨干1件。这件上臂骨科学意义极大，日后所说的中国猿人上肢骨与现代人接近，主要根据这个材料判断的。之后不久，在J地稍下处，发现了一个保存有5颗牙齿的成年人下颌骨和1颗幼儿门齿，谓之K地。1936年11月又获得重大考古发现，在L地掘出了三个猿人头盖骨。1937年继续上年工作，在L地发现了4块猿人头盖骨残片、1件眉骨嵴、5颗成年牙齿，以及4件残破股骨。同年在N地发现了2颗幼女牙齿。1937年7月在O地又发现了1件成年猿人保存有6颗牙齿的左上颌骨和1颗成年臼齿。[79]中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周口店发掘工作被迫中断，直到新中国成立发掘始得到恢复。
结合本文第二小节内容可以看出，1920年代应该是中国古人类学学科诞生的年代，因为标志一个学科建立的研究机构、专业刊物和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等重大科学事件都已具备。
四、进化论的传播
古人类学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除了上述原因外，恐怕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有关，因为古人类学所具有的进化论知识可以给社会变革提供思想源泉和理论支持。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古人类学家们为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在主观上主动生产进化论知识，我只是说，社会变革背景客观上能够容许这门学科在中国落地生根。
中国遭遇西方列强入侵，使得中国有识之士思考：中国的落后不单纯是物质层面的问题（甲午海战失败刺激了这一转变：从洋务运动到现代思想制度改革的变动），更重要的是思想制度的变革。从传统帝制终结向现代社会转变被视作一种“人类社会的进化”，因而进化论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得以在中国传播。中国需要进化论。
而这种需要，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体察出来：一是译介和著述关于进化论思想方面的作品向社会传播，一是在国家的课程里面设计与人类学及进化论思想有关的课程。
严复就是在作为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赴英留学后，才接受了民族学知识和进化论思想的。[80]1895年严复翻译《天演论》，同年发表《原强》，目的在于告诉国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道理。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实际上也是以进化论思想为依据的。同年，王树楠撰《欧洲族类源流考》，主要是一本体质人类学著作，其中就有“愚种”和“智种”等概念，包含着进化论思想。
1902年梁启超发表《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以生物进化论理解社会之发展，把富国图强作为中国的出路。1903年，德奥帝国的民族学家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的《民种学》（Volkerkunde）被林琴南和魏易翻译过来加以出版，并作为京师大学堂人种学课程的教材或主要参考书。[81]这一年刘师培著《中国民族志》，该书贯彻了“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1906年章太炎发表《俱分进化论》。1913年严复发表了《天演进化论》一文，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
1918年陈映璜《人类学》一书出版，至1923年竟印刷至6版，足见影响之大。这部当年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的作品，主要的内容是贯穿了进化论思想的体质人类学，既包含化石人类学，也包含今人类学。[82]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耀根的《人类进化之研究》。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周太玄翻译的法国佛利野德（Jean Friedel）博士的《人的研究》。该书中有一章就直接讲述的是“人类与进化”问题。[83]至1932年，是书印发5版，对于那个时代的进化论的传播无疑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大学章程》，其中列入了地质学、生物学和人种学等课程，并将人种学列入国史及西洋史两门课程内。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规定：文科哲学门、历史学门和地理学门设人类及人种学课程；文科文学门和理科动物学门设人类学课程。此外还规定，高等师范学校本科历史地理部要在第三学年开设考古学和人类学课程[84]，每周三课时[85]。
1923年李济回国，任南开大学人类学教授。当时南开大学文科设人类学系，课程上列有人类学和进化史两门课程。[86]1924年李济任南开大学文科主任，赴西北大学主办的暑期学校讲学，中有人类进化史等。[87]
上文的梳理告诉我们，丁文江对于中国古人类学的早期发展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其在英国学习生物学与地质学时，达尔文的进化论盛极一时。丁文江深受达尔文思想之影响，傅斯年说他是“中国的赫胥黎”。[88]他曾在1914年作西南地质矿产调查时[89]，对云南和四川的少数民族进行过调查和体质人类学测量，日后也相继撰写有《指数与测量精确之关系》和《中国人体质之分类》等人类学论文[90]。在1930年代那场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科玄论战”中，丁文江作为科学一派的代表人物，进化论思想作为科学内容之一部分也始终贯穿在他的跟“玄学家们”的论战之中。这种方式也大大促进了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所以，一个社会发生转型的时候，进化论思想是会受到欢迎的。
五、总结
我在《试论人类学民族学传入我国的宏观背景》一文中，曾就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知识在中国的传入与移植问题上，提出了根源于三种诉求的观点，即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内在诉求、世界体系的外在诉求以及近现代国民教育的诉求。[91]我以为此种情况也依然适应于中国古人类学的早期传入与发展过程。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具体到古人类学方面，这个外在诉求就是世界古人类学探索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需要，因为中国的化石标本能够有助于世界古人类学界去阐明全人类演化的某些规律，因而说中国古人类学是世界向中国的延伸，是世界人类学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至于其内在诉求，一方面指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要救亡图存，希望借助地质矿产业和地质学、古生物学等科学来发展民族国家经济，带动了古人类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指传统中国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需要进化论思想给予支撑，而以进化论为根本要旨的古人类学能够在接受其指导的情况下，也再生产出进化论知识，从而客观上满足了这份社会转型的需要。
致谢：本文完稿后，导师吴新智院士逐字逐句审阅全文，提出许多问题与作者商讨，并慷慨地把自己一生积累的部分珍贵资料给作者使用，在此深表谢意！本文写作过程中，也得到同所著名古人类学家刘武研究员、古生物学家祁国琴研究员和旧石器考古学家高星和黄慰文研究员的帮助，或与作者讨论，或给作者提供线索信息以及文献资料，在此也谨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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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马成俊]
On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the Introducing of Paleoanthrepology into China
Abstract:After examining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the introducing of Paleoanthropology into China,this paper holds that it is the world’s paleoanthropology extension to China.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ensuring its survival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modern China,or,a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during it been constructed from Emile Durkheim’view.Based on a number of symbolic events,1920’s should been viewed as a time mark of Chinese Paleoanthropological study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a discipline.
Key words:Chinese Paleoanthropology;evolution;social change;established disciplines;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0)04－0001-09
本文受到第四十五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编号：20090450579。
收稿日期：2010-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