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期刊

【作者】刘宁（辽宁省博物馆）

【作者单位】辽宁省博物馆

【刊名】辽宁省博物馆馆刊

【关键词】 人类学研究；古丝绸之路；人骨；考古工作；交通要冲；体质人类学；唐时期；青铜时代；民族聚居；欧亚大陆

【页码】P74-88

【年份】2019

【期号】第0期

【摘要】新疆地区作为历史上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欧亚大陆的交通要冲,不仅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且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带,各个民族之间的贸易、迁徙、战争和通婚,构成了不同种系来源的人群在这里的相互交融,随着时代的变迁,各民族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日益复杂的民族融合与基因交流,构成了今天生活在新疆大地的各少数民族。新疆各地出土的青铜时代至两汉晋唐时期的古人类遗骸,数量丰富,是该地区该时段具有代表性的古人种学资料,在探讨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等问题

【全文】 文献传递

考古发现与研究

新疆地区古人类材料发现与研究概述

刘宁

新疆地区作为历史上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欧亚大陆的交通要冲，不仅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且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带，各个民族之间的贸易、迁徙、战争和通婚，构成了不同种系来源的人群在这里的相互交融，随着时代的变迁，各民族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日益复杂的民族融合与基因交流，构成了今天生活在新疆大地的各少数民族。新疆各地出土的青铜时代至两汉晋唐时期的古人类遗骸，数量丰富，是该地区该时段具有代表性的古人种学资料，在探讨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种族多元化的构成，也表明新疆是东、西方人种在欧亚大陆一个重要的“交汇”地区，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以及两大人种混合类型的不同种族的古代居民在新疆地区的地理分布不断发生变化，使其成为天然的“人种学博物馆”。

新疆地区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数量非常有限，2004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队，在北疆准噶尔盆地西缘的奎屯至布尔津沿线、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沿岸、天山北缘以及吐鲁番盆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沿线进行了考古调查。所发现的石制品组合等与华北和西伯利亚、中亚地区的石器遗存相一致，表明其近缘关系，对研究早期人类的迁徙、文化交流和生存方式具有重要价值。从目前积累的材料看，古人类至迟在晚更新世晚期开始向新疆地区迁徙并对其进行了开发1 水涛： 《“新疆史前考古学术研讨会”纪要》， 《文物》2008年第12期。。

新疆地区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但1981年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城北发现了几块残破的人头骨碎片，从头骨发育程度看，它所代表的可能是18岁左右的男性青年个体。阿图什人保存了额、顶、颞和蝶等七块残片，颅骨沉硕，壁比较厚。骨面光滑，肌嵴较发育，乳突大，乳突上嵴也较发达，眼眶上缘圆钝，厚实，眉弓较发达。体质特征是长颅、狭面，应属现代人种欧罗巴人种类型，在测量特征上与洛浦山普拉组相近，趋向地中海类型。有学者研究认为，头骨的年代可暂定在新石器时代，是新疆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头骨，但缺少科学的地层资料2 王博： 《阿图什发现人头骨的调查及初步研究》， 《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

新石器时代之后，张骞通西域以前，虽然中西方文献对新疆地区都缺乏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此时期及张骞通西域后中原王朝对西域统治时期的考古资料却随着西方探险家的活动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考古工作，极大地丰富。因此本文所涉及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对象主要指那些年代上限大致是新疆青铜时代开始的年代，下迄相当于中原的两汉晋唐时期考古发现的古代居民遗骨。

这一历史时期在新疆地区发现了丰富的古人类材料，其发现可早到科技考古研究在中国正式开始之前，依据目前的资料，将有关情况归纳如下：

一、新疆地区古人类材料发现与研究的阶段

根据新疆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情况，相应地，古人类材料的发现与研究，按时间上主要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 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队的发现与研究

该阶段前期的考古工作几乎全部被外国探险家、旅行家垄断，后期在中国学术界的压力下，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组织的科考团里吸纳了包括黄文弼在内一些著名的中国学者，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多学科考察3 斯文·赫定： 《亚洲腹地旅行记》，李述礼译，上海书店，1984年。。他们的考察虽然主要是针对汉唐时期的历史遗存，尤其是佛教遗存，但同时在新疆也发现了许多其他的重要文化遗存，包括对一些人类学材料的采集。主要有斯坦因、斯文·赫定及马洛夫在罗布泊等地区对古代人骨的采掘。

1.斯坦因的发现与基思的研究

1913-1915年英国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探险队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北地区取得了5个头骨，其中2具头骨采自罗布泊的古楼兰地区，在距离营盘不远的楼兰遗址，即斯坦因的Loulan site 1，系两具男性头骨（L.T.03和L.S.2.07），其时代可能为公元二～三世纪。1具出自距楼兰遗址西南约280公里的尼雅遗址，时代约公元三世纪。1具采自距吐鲁番约99公里的营盘，时代可能在公元四～五世纪，1具男性干尸的头，出自阿斯塔那约公元七至八世纪的汉人墓。

英国人类学家基思（A.Keith）对这批头骨做了研究，指出出于楼兰的这两具男性头骨很相似，具有明显的非蒙古人种特征。认为所有的头骨代表单一的民族，具有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两个大人种的特征，是一种中间类型，称之为“楼兰型”（Loulan type），这种类型并非由于混杂，而是自然进化的过程4 A.基思： 《塔里木盆地古墓地出土的头骨》， 《英国人类学研究所杂志》第59卷，1929年，页149-180。转引自韩康信： 《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2次印刷，页1-32。。

2.斯文·赫定的发现与约尔特吉、沃兰特的研究

1928年和1934年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在新疆考察时采集了一批共11具头骨，其中3具采自米兰，时代为公元前末一个世纪和公元三世纪之间；1具采自且末，时代不确定；其余5具出自罗布泊地区，时代较早的一具为公元一～三世纪，较晚的为公元二世纪以后。另两具出自叙格特布拉克，时代不明。

德国的人类学家C.H.约尔特吉和A.沃兰特（Carl Herman Hjortsjo，Anders Walander）对这批人骨资料进行了研究。除1具婴儿头骨外，将这10具头骨按形态特点归纳成三个组：第一组6具长颅型头骨一般具有许多同诺的克人种相似的形态，与基思的“楼兰型”头骨有很大的共同性，同时，第一组头骨有许多可靠的印度人特征。第二组两具头骨为汉人种特征占优势的中间型。第三组两具头骨为短颅型，具有很多阿尔宾人种的性质，按其面部侧面形态，是伊朗人类型5 C.H.约尔特吉、A.沃兰特： 《东土耳其斯坦考古考察发现的人类头骨和体骨》， 《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1942，第7卷（德文版）。转引自韩康信： 《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2次印刷，页1-32。。

3.马洛夫的发现与优素福维奇的研究

1915年俄国人C.E.马洛夫（C.E.Malob）从新疆罗布泊周围的古代定居突厥人墓葬中掘走一共4具头骨（三男一女）。如果这四个头骨确属突厥无误，那么其时代当晚于公元6世纪。优素福维奇（A.N.Iwzefovich）认为这一组头骨的面部测量及其类型，具有蒙古人种性质，但优素福维奇声明，这些头骨远不能明确在哪几种可能中，与哪一种情况更符合实际。换句话说，他未能确定这组头骨属于何种蒙古人种类型6 A.H.优素福维奇： 《罗布泊湖附近出土的古代人头骨》， 《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论集》，1949，第10卷（俄文版）。转引自韩康信： 《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2次印刷，页1-32。。

第二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发现及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调查和发掘主要是针对建国前已经发现的重要遗存，包括尼雅遗址、交河故城、阿斯塔那遗址等，以汉唐时期的佛教考古遗迹为主7 详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页169-183。。从目前已发表的材料看，此时期涉及到的有关人类学研究的考古发现有焉不拉克墓地的发掘8 李遇春： 《新疆发现的彩陶》， 《考古》1959年第3期，页153-154。，伊犁的昭苏等地区土墩墓的调查和发掘9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 《昭苏古代墓葬试掘简报》， 《文物》1962年第7、8期，页98-107。。

该阶段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考古学研究属于初步归类阶段，对遗存的具体文化内涵缺乏全面、准确地了解，也未能进行科学的考古学文化定名。基本不见中外合作和交流研究，新疆考古几乎是在相对封闭的状况下发展起来的。对古人骨的人类学研究也是刚刚起步，尚未完全开展。1977年受新疆考古研究所的邀请，韩康信、潘其风二位先生来到阿拉沟，开始了他们对阿拉沟、鱼儿沟古墓葬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的初步测量工作10王炳华：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2次印刷。。可以说1977年阿拉沟的工作，是新疆古代居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与考古学紧密结合，走上正规化的开始，这在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新中国成立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资料的积累时期，即古代人种学基础资料的发现、整理与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方法，运用形态观察、测量加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进行的工作，韩康信、潘其风、陈靓、王博、邵兴周等人陆续对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孔雀河下游古墓沟、托克逊阿拉沟、鄯善苏贝希、哈密焉布拉克、洛浦山普拉、罗布泊楼兰城郊、和静察吾呼、伊犁河上游昭苏土墩墓等墓地的人类学材料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这些材料的分布地域涵盖东疆、南疆、北疆，时间从青铜时代至汉晋，跨越了二千余年，为进一步系统研究新疆境内古代居民的种属问题及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条件。在此阶段的后期，除上述对出土古人骨原始资料的个案研究之外，由于资料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从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的研究进行总结，发表了一系列综合性研究的论文、专著，探讨新疆古代居民的人类学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布问题，古代和现代新疆居民的种族人类学关系11韩康信： 《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2次印刷，页1-32。，进而对历史上塞克、月氏、乌孙、匈奴、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进行探讨12韩康信： 《塞、乌孙、匈奴、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2次印刷，页378-413；韩康信、潘其风： 《关于乌孙、月氏的种属》， 《西域史论丛》第三辑，1990年；韩康信： 《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人类学研究和维吾族的体质特点》附表：新疆地区古代人头骨测量资料（男性）， 《西域研究》1991年第2期，页1-13。。韩康信在其1993年出版的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一书中将他多年来在研究新疆地区古代人种问题时收集的资料和发表的观点融为一体，并对进一步探讨新疆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种族形成、分化、融合的历史过程提出了若干带有指导性意义的见解13韩康信：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2次印刷。。

第三阶段 近20余年来的发现及研究

“文革”结束后，新疆各地的考古工作陆续恢复，大量考古遗存被发现和发掘，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新疆考古研究的发展，但九十年代之前对已有资料的研究性文章数量较少，基本不见对考古学文化的系统研究。九十年代以来，新疆地区考古事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在考古发现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一是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内涵及分区分期研究，二是针对中西方文化交流问题开展的研究，如水涛认为，新疆史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东、西、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开始的时间，不晚于青铜文化的形成时期14水涛： 《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 《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6-46。。这为探讨新疆地区早期人类的来源提供了考古学的依据。

涉及到有关已做过人类学材料研究的一些重要墓地进行的发掘工作有：哈密地区的寒气沟墓地1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新疆哈密寒气沟墓地发掘简报》， 《新疆文物》1996年第2期，页23-30。，吐鲁番地区主要进行的是苏贝希墓地1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鄯善苏贝希墓群一号墓地发掘简报》， 《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页1-1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鄯善苏贝希墓群三号墓地》， 《新疆文物》1994年第2期，页1-2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及墓地》， 《考古》2002年第6期，页42-57。和洋海墓地17吐鲁番地区文物局： 《鄯善洋海墓地出土文物》， 《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页28-4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 《吐鲁番考古新收获——鄯善洋海墓地发掘简报》， 《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1期，页1-6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 《新疆鄯善县洋海墓地的考古新收获》， 《考古》2005年第5期，页3-7。的大规模发掘，在罗布泊地区对小河墓地进行了全面发掘1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 《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页8-4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小河考古队： 《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 《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页114-119。，在且末地区继续对扎滚鲁克墓地进行全面发掘19新疆博物馆等： 《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 《新疆文物》1998年第4期，页1-53；新疆博物馆文物队： 《且末县扎滚鲁克五座墓发掘简报》， 《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页2-18；新疆博物馆等：《且末扎滚鲁克二号墓地发掘简报》， 《新疆文物》2002年第1、2期，页1-2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 《且末扎滚鲁克第三期文化墓地发掘简报》， 《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页89-136。，同时又对加瓦艾日克墓地也进行了发掘20龚国强等： 《新疆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的发掘》， 《考古》1997年第9期，页21-32。。焉耆盆地的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2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第一次发掘》， 《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页1-1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拜城县克孜尔吐尔墓地第一次发掘》， 《考古》2002年第6期，页14-2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 《新疆文物》2004年第4期，页1-14。。在伊犁和喀什地区多次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包括伊犁地区的索墩布拉克墓地2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古墓群》， 《考古》1999年第8期，页17-28。、穷科克一号墓地2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考古发掘报告》， 《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页13-53。等。

此外，在克里雅河流域24伊弟利斯、张玉忠： 《1993年以来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述略》， 《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页39-7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以北地区考古调查》， 《新疆文物》1996年第1期，页16-21；岳峰、于志勇： 《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以北地区1996年考古调查》， 《考古》1999年第4期，页11-17。、石河子2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石河子市古墓》， 《新疆文物》1994年第4期，页12-19；张玉忠、邢开鼎： 《石河子市南山发现一批2000多年前的墓葬》， 《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页10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石河子市南山古墓葬》， 《文物》1999年第8期，页38-46。、洛浦县2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洛浦县山普拉II号墓地发掘简报》， 《新疆文物》2000年第1、2期，页11-35。等地区也都进行了一些调查和发掘工作。大量墓地和遗址资料的发掘和发表，不仅为建立整个新疆地区的史前文化谱系提供了基础，而且这些墓地所发现的古人骨也为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

此阶段的人类学研究主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韩康信、潘其风两位先生及新疆文物部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科研院所的一些学者进行的。

在该阶段中，除了古代人种学基础资料的发现、整理与研究又有了大幅度的进展外，体质人类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随着近20余年来自然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各学科相互之间的交叉渗透，特别是生物考古学的异军突起，打破了沿用了数十年之久的传统格局，出现了一种从多视角、多途径、多方式研究古代人类遗骸的新局面。如被认为是21世纪世界考古学重大前沿课题的古代DNA、食谱分析、迁徙模式等研究，成为考古学综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古代人类遗骸中提取的DNA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有助于阐明人类起源、演化和群体间以及群体内部的种系遗传关系。由于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分别揭示了人类母系迁移历史和父系迁移历史，因此通过比较不同人群之间DNA的差异可以揭示出群体间在进化上的相互关系，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重建人类进化的历史，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该方法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近年来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的应用推进了这一领域的迅速发展。该方法目前在国外被广泛应用于对考古墓葬发掘出来的古代人骨做个体鉴定、家系鉴定和种系鉴定。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从1998年以来，一直从事我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线粒体DNA的提取和研究，目前己经对新疆地区古代“丝绸之路”上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群间的迁徙、混杂的进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经过多年的努力，己初步建立起我国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DNA基因库27朱泓： 《近年来我国古人骨研究前沿领域的新进展》， 《史学集刊》2008年9月第5期，页3-5。，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分子考古学专著——《新疆古代居民线粒体DNA研究——罗布泊与吐鲁番》28崔银秋： 《新疆古代居民线粒体DNA研究——罗布泊与吐鲁番》，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再如牙齿人类学（Dental Anthropology）研究在我国古代居民种系遗传学关系问题上的应用。近年来外国学者已广泛应用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来探索现代各色人种的起源、演化以及各地区古今人类之间的群体遗传学联系，1990年以来，中国学者在牙齿人类学的研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29朱泓： 《中国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页69-77；张敬雷、常娥、朱泓： 《古人骨研究跨世纪的新进展》， 《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2辑，辽海出版社，2007年12月，页178-189。。利用古人骨中残存的微量元素和稳定同位素对古代人类食谱的研究，能够从古代骨骼中获得传统人类学研究所无法获取的“潜信息”，为了解当时人类的生存环境、食物构成、营养成分以及疾病等情况提供有力的证据，为探讨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以及迁徙路线等问题提供重要的线索等等，这些都为体质人类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

在进行上述具体工作的同时，不断有学者对这种自然科学在古人骨研究中的应用及其成果做总结、归纳和剖析，如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DNA研究，新疆地区古代DNA研究的重要进展，利用分子遗传学方法探索新疆地区人类起源和迁徙模式等，逐渐形成了欣欣向荣的有中国古人骨研究特色的新局面30朱泓、周慧： 《新疆地区古代DNA研究的重要进展》， 《中国文物报》2002年12月27日第7版；崔银秋、段然慧等： 《新疆古代居民的遗传结构分析》，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2002年第12期，页2278-2280；朱泓、张全超： 《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DNA研究》，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5月第3期，页86-92；李春香、崔银秋、周慧： 《利用分子遗传学方法探索新疆地区人类起源和迁徙模式》， 《自然科学进展》第17卷第6期，2007年6月，页817-821；姚永刚、张亚平：《古老人群mtDNA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科学通报》第48卷第6期2003年3月，页632-636；常娥： 《古DNA分析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文物春秋》2004年第1期，页22-31；常娥、朱泓： 《古代人骨的分子考古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页16-19；朱泓： 《近年来我国古人骨研究前沿领域的新进展》， 《史学集刊》2008年9月第5期，页3-5。。

二、新疆地区古代居民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除1949年之前的发现与研究外，近六十年来新疆地区古代居民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及其成果，从研究手段上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传统体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古代人骨种族人类学研究的成果种族人类学亦称人种学，“是研究人类各种族的起源、演变、分布和体质特征，并探讨人与自然环境以及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的科学”31朱泓： 《体质人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是体质人类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至今，不断有学者对新疆史前时代和历史时期的许多分属南北疆及东疆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和不同族别的人类学标本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方法，即以测量学数据和形态学观察结果为基本材料，在结合考古学文化属性的前提下，利用适当的统计学方法对材料进行比对分析，最终得出研究结论。

运用这种观察、测量加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进行的工作，按地域划分，南疆地区所做的工作较多，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主要有：对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香宝宝古墓出土人头骨的研究32韩康信：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香宝宝古墓出土人头骨》，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二次印刷，页371-377；韩康信： 《塔吉克县香宝宝古墓出土人头骨》， 《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页32-35。，拜城克孜尔墓地人骨的人种学研究33陈靓、汪洋： 《新疆拜城克孜尔墓地人骨的人种学研究》， 《人类学学报》2005年8月第24卷第3期，页188-197。，温宿县包孜东古墓人颅的研究34新疆医学院人体解剖研究室等： 《温宿县包孜东古墓人颅的研究》， 《新疆文物》1986年第2期，页15-22；邵兴周、王博： 《包孜东M41古墓颅骨的研究》， 《新疆文物》1990年第1期，页23-31。，库车县麻扎甫塘古墓出土人颅骨的人种研究35王博、傅明才： 《库车县麻扎甫塘古墓出土人颅骨的人种研究》， 《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页61-64。，对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地人骨种系成分的研究36韩康信： 《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 《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页361-383。，楼兰古尸的发现及楼兰城郊古墓出土人骨人类学特征的研究37穆舜英：《楼兰古尸的发现及其研究》，《新疆文物》1992年第3期，页61；王博：《新疆楼兰铁板河女尸种族人类学研究》，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页68-71；韩康信：《新疆楼兰城郊古墓人骨人类学特征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86年8月第5卷第3期，页227-242。，对和静察吾呼三号、四号墓地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38韩康信、张君等： 《察吾呼三号、四号墓地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年，页299-337。，对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出土人骨的研究39张君： 《新疆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人骨的主要研究结论》， 《2002年现代人类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印刷技术服务中心，2002年，页61-63。，且末县扎滚鲁克墓葬出土颅骨的种族研究40邵兴周、王博： 《扎洪鲁克二号墓两具古尸的初步研究》， 《新疆文物》，1989年第4期，页72-77；邵兴周、王博： 《扎洪鲁克2号墓古尸研究》， 《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页400-408；王博： 《扎滚鲁克第三期文化墓葬出土人颅骨的种族研究》， 《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页69-79。，对和田民丰县尼雅遗址墓葬出土颅骨种族人类学研究41潘其风： 《1995年及1997年尼雅遗址出上的干尸和颅骨的观察研究》， 《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99年，日本东京，页161-176；崔静、王博、吐尔逊江、甘子明：《新疆和田民乐县尼雅遗址墓葬出土颅骨种族人类学研究》， 《解剖学杂志》2000年23卷1期，页84-86。，对洛浦山普拉古代丛葬墓头骨的研究与复原42韩康信： 《新疆洛普山普拉古墓人骨的种系问题》， 《人类学学报》1988年8月第7卷第3期，页239-248；韩康信、左崇新： 《新疆洛浦桑普拉古代丛葬墓头骨的研究与复原》， 《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页91-99；韩康信： 《洛浦山普拉古代丛葬墓人骨的种系问题》、 《洛浦山普拉古代丛葬墓头骨的研究与复原》，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对圆沙古城墓地出土人骨的观察与研究43潘其风： 《圆沙古城墓地出土人骨的观察与研究》（待刊）。，对尉犁县营盘墓地古人骨的研究44陈靓： 《尉犁县营盘墓地古人骨的研究》，“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001年；陈靓： 《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古人骨的研究》， 《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页323-340。，对喀什地区晋唐时期古代居民的人种学研究45张全超、陈靓： 《新疆喀什地区晋唐时期古代居民的人种学研究》， 《边疆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3年，页368-377。，等等。

北疆地区人类学材料的发现及其种族类型的研究，主要有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46韩康信、潘其风： 《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 《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页503-523。，石河子南山石堆墓人骨的种系研究47陈靓： 《新疆石河子南山石堆墓人骨的种系研究》， 《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1期，页69-80。，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墓地出土人头骨研究48陈靓： 《索墩布拉克墓地人骨人类学特征》， 《新疆文物》2000年第1-2期，页87-98；陈靓： 《新疆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墓地出土人头骨研究》， 《考古》2003年第7期，页79-94。，阿勒泰古墓出土人颅的种族人类学研究49王博： 《阿勒泰古墓出土人颅的种族人类学研究》， 《新疆文物》2005年第4期，页38-41。，木垒县古墓出土颅骨的研究50邵兴周、王博： 《木垒县古墓及出土颅骨的研究》， 《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页34-50。，及对新源县鱼塘古墓三具改形女颅的研究51邵兴周等： 《新源县鱼塘古墓三具改形女颅的研究》， 《新疆医学院学报》1991年第14卷第2期，页81-89。等。东疆吐鄯托克逊及哈密地区的研究工作主要有：托克逊阿拉沟古代丛葬墓人骨的研究52韩康信： 《新疆阿拉沟古代丛葬墓人骨的研究》，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2次印刷，页71-175。，吐鲁番盆地洋海古墓出土人颅的种系研究53邵兴周，王博： 《吐鲁番盆地古墓人颅的种系研究一洋海古墓》， 《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页44-53。，吐鲁番交河古城墓葬和遗址出土颅骨的研究54崔静、邵兴周： 《新疆吐鲁番交河古城墓葬和遗址出土颅骨的初步研究》， 《解剖学杂志》1996年19卷5期，页444-449；崔静、王桂荣等： 《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颅骨的初步研究》， 《新疆文物》1996年第2期，页47-52。，鄯善苏贝希青铜时代墓葬人骨的研究55陈靓： 《鄯善苏贝希青铜时代墓葬人骨的研究》， 《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页237-254。，及对哈密地区的五堡56何惠琴，徐永庆： 《新疆哈密五堡古代人类颅骨测量的种族研究》， 《人类学学报》2002年5月第21卷第2期，页102-110；王博、崔静： 《新疆哈密五堡古墓M151、M152出土颅骨种族人类学研究》， 《新疆文物》1995年第1期，页28-43。、焉不拉克57韩康信： 《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之研究》， 《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页371-390。、寒气沟58王博等： 《哈密寒气沟墓地出土颅骨研究》， 《新疆文物》，1998年第1期，页83-87；崔静、王博：《新疆哈密寒气沟墓地出土颅骨的研究》， 《人类学学报》1999年2月第18卷第1期，页75-77。、天山北路59王博、常喜恩、崔静： 《天山北路古墓出土人颅的种族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月第24卷第1期，页97-107；魏东： 《新疆哈密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人种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6月。、伊吾县拜其尔墓地60魏东： 《新疆哈密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人种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6月。、巴里坤盆地黑沟梁墓地61魏东： 《新疆哈密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人种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6月。等古墓出土颅骨的研究等。

以上这些运用传统体质人类学方法对古代人种学基础资料进行的整理与研究，基本将新疆地区的古人类材料分为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及两大人种的混血等三大类群，进一步又将其中的欧罗巴人种类群划分为古欧洲类型、地中海东支类型及中亚两河类型等，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奠定了基础62潘其风： 《新疆地区古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收获》， 《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讨论会发言提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0年，页12-14。。

此外，一些医学工作者对现代有关的少数民族人群也做了大量的活体观察和测量工作，如对新疆的哈萨克族63邵兴周、崔静、王静兰、王海涛、阿古： 《新疆托里县哈萨克族体质特征调查》， 《泸州医学院学报》1988年第11卷第6期，页397-400；崔静、邵兴周、王静兰等： 《新疆哈萨克族体质特征调查》， 《人类学学报》1991年11月第10卷第4期，页305-313。、柯尔克孜族64邵兴周、崔静、朱新安、杨振江等： 《新疆特克斯县柯尔克孜族体质特征》， 《人类学学报》1987年11月第6卷第4期，页315-323。、塔吉克族65邵兴周、崔静、王静兰等：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体质特征调查》， 《人类学学报》1990年5月第9卷第2期，页113-121。、乌孜别克族66郑连斌、崔静等： 《乌孜别克族体质特征研究》， 《人类学学报》2004年2月第23卷第1期，页35-45。、蒙古族土尔扈特部67王静兰、邵兴周、崔静等： 《新疆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体质特征调查》， 《人类学学报》1993年5月第12卷第2期，页137-146。、蒙古族68艾琼华、赵建新、肖辉等： 《新疆蒙古族体质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学报》1994年2月第13卷第1期，页46-55。、维吾尔族69艾琼华、肖辉、赵建新等： 《维吾尔族的体质特征研究》， 《人类学学报》1993年11月第12卷第4期，页357-365。等进行的体质特征调查。这些珍贵的现代民族体质调查资料为我们开展与古代民族的对比研究，探讨古今人群的渊源与流向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古代人骨的非测量性状研究的成果

所谓非测量性状是相对于传统的测量性状而言的，是指那些难以用测量值的大小来表示的性状，即“观察性状”、“离散性状”，传统人类学研究中的头骨非测量性特征的“观察项目”亦归入此类。因此在上述韩康信、陈靓等人的研究文章中，有很多已涉及将观察项目与传统测量值相互对照，得出结论。如陈靓对索墩布拉克墓地出土男女两性颅骨的20项非测量性状观察项目进行形态观察统计结合测量特征的分析，认为这组头骨在人种学特征上与欧罗巴人种相似，按次一级的种族特征来对索墩布拉克墓地头骨（男性）进行分析，它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古欧洲类型和中亚两河类型两个形态组70陈靓： 《新疆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墓地出土人头骨研究》， 《考古》2003年第7期，页79-94。。此外，还有学者对中国北方古代居民颅骨进行了非测量性状研究，观察了16项颅骨非测量性状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至魏晋时期总计366例成年个体颅骨中的变异情况，其中欧洲谱系古代组的样本主要来自新疆伊犁营盘墓地、尼勒克穷科克墓地、洋海墓地的134个个体，运用多种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华北地区、新疆以及内蒙古地区的古代居民之间可能存在的体质特征的变异及其相关因素，探讨了中国北方古代居民与东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其他人群之间的亲疏关系71张桦： 《中国北方古代居民颅骨非测量性状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

（三）古代人骨的牙齿人类学研究的成果

牙齿人类学是体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根据不同时期人类牙齿形态与测量特征、生长发育状况、牙齿的疾病等方面的研究对于揭示当时人类的生存环境、营养与健康状况，以及各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探索人类起源与演化方面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由于在较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对我国境内人类牙齿形态特征所作数据的积累还相当缺少，因此对我国境内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类牙齿各类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及表现特点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了解。有学者对新疆尉犁营盘墓地、伊犁穷克科墓地、鄯善洋海墓地青铜至铁器时代居民牙齿磨耗、牙齿疾病、牙齿生前脱落及咀嚼肌发育情况等健康状况做了观察和分析，发现生活在青铜-铁器时代的新疆居民牙齿平均磨耗与内地新石器时代居民大体接近。在磨耗方式上，呈现出一些可能反映其生活或行为方式的特殊磨耗72刘武、张全超、吴秀杰、朱泓： 《新疆及内蒙古地区青铜——铁器时代居民牙齿磨耗及健康状况的分析》， 《人类学学报》2005年2月第24卷第1期，页32-53。。有学者以刘武等人通过研究新疆尼勒克的穷克科遗址出土的古代居民牙齿，发现其严重粒状磨损为线索，通过古代文献及考古资料推测穷克科古墓的主人很可能是赛克人（即伊赛顿人），墓主人生前所吃的食物除了畜产品及奶制品外还可能有松籽、米麦等粮食73孟宪安、陈保兴、郭明英、康洁、李永国、路世强、张霄： 《穷克科青铜——铁器时代居民牙齿磨耗小考》， 《黑龙江医药》2007年第4期，页349-350。。

还有一些关注古代人类牙病的研究性文章，通过对新疆鄯善洋海青铜时代居民错畸形的观察，分析这种畸形是随人类的种族演化而发生发展的，人类的饮食结构与其发生有着密切联系74刘政、高扬、张全超、朱泓： 《新疆洋海墓地青铜时代居民错畸形患病率及构成分析》， 《吉林大学学报》 （医学版）2006年1月第32卷第1期，页165-167。。关于古人牙齿疾病的观察分析还有对新源县铁木里克15座古墓葬，11个颅骨标本150颗牙齿的观察，主要内容为龋病、牙周病、生前牙齿缺如和齿槽浓肿，结论认为龋病的发病率在游牧民族中较低75梁勇： 《新源县铁木里克古墓人牙病分析》， 《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页92-96。。龋齿病和牙齿生前脱落的出现率在边疆和内地居民具有明显的差别，进一步提示在史前时期的新疆，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狩猎-采集仍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业经济的比重相对较低。

韩康信在调查洋海墓地5066枚人类牙齿的27项形态结构特征的出现情况时，采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牙齿人类学系统方法，并对各项特征的出现频率与世界五个地区现代人群的同类特征的出现率进行了比较。结果证明至少在距今3000年以前或更早，在新疆的东部地区己经生活了具有与西部欧亚人群相似齿牙综合体的人群76汤士华、陈爱峰： 《第三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页128-132。，为人种结构的研究提供多方面的证据。

（四）古代人骨微量元素、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研究成果

骨骼化学元素食谱分析，又称作骨化学研究，是当前国际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之一。利用古人骨中残存的微量元素和稳定同位素可以对古代人类食谱进行研究，为重建古代居民的饮食结构提供了大量信息。此外，该项研究还可以为探讨古代先民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以及人类的迁徙路线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古代动植物的变迁、农业的起源和传播以及家畜、家禽的驯养等重要研究领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线索。

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的，到了2000年以后，关于人骨微量元素、稳定同位素分析的文章受到更多地重视，并有学者发表了相关的综述性文章。

如新疆地区第一批古代居民人骨微量元素比较研究的参考数据的建立，是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ICP-AES），即ICP-AES法首次测定了新疆罗布淖尔古墓沟青铜时代人骨中锶（Sr）、锌（Zn）、钙（Ca）、磷（P）、铜（Cu）、镁（Mg）、铁（Fe）、钡（Ba）、锰（Mn）等9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实验结果表明：罗布淖尔古代居民的食谱中以动物类食物为主，植物类食物为辅。牛羊肉、奶制品和鱼类是动物类食物的主要来源，而植物类食物的摄入可能来源于小麦等谷类植物，其结果为进一步研究古代人群的食谱结构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77金海燕、张全超、宇博： 《新疆青铜时代古代人骨中痕量元素的ICP-AES法测定》， 《吉林大学学报》 （理学版）2003年4月第2期，228-230页；张全超、朱泓、金海燕： 《新疆罗布淖尔古墓沟青铜时代人骨微量元素的初步研究》， 《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页99-103。。采用同样方法对苏贝希古代车师人肋骨中的痕量元素78金海燕、张全超、朱泓： 《ICP-AES法测定古代车师人肋骨中的痕量分析》，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04年第2期，页223-225。进行了测定。对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口四号墓地出土人骨中化学元素进行的测定显示：察吾呼沟口四号墓地古代居民的饮食结构中以肉类食物为主，植物类食物为辅79张全超、王明辉、金海燕、朱泓： 《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口四号墓地出土人骨化学元素的含量分析》， 《人类学学报》2005年8月第24卷第4期，页328-333。。

利用稳定同位素分析技术对黑沟梁早期铁器时代墓地出土人骨中的C、N同位素比值进行的测定显示：黑沟梁早期铁器时代居民日常饮食习惯中保持着相当比例的动物性食物摄入，羊肉，应该是当时居民较为普遍的肉食来源，植物类食物的摄入中以C3类植物为主，很可能来源于小麦。其研究结果可以为复原早期铁器时代哈密地区居民的经济模式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80。通过对新疆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出土人骨中C、N同位素的比值测定，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81张全超、李溯源： 《新疆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古代居民的食物结构分析》， 《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页78-81。。

这些文章主要分析了人骨中的微量元素，但对于有关古代人类食谱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还不够深入，古代人骨中蕴含的丰富的潜信息有待充分利用微量元素的方法进行揭示。

（五）古代人骨的分子考古学研究成果

近年来，各种分子数据（线粒体DNA，Y染色体，STR等）的快速积累，多种理论的提出，不断地丰富着人类进化历史的研究。对古代人类遗骸中的DNA进行提取和分析，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它有助于阐明人类起源、演化、群体间以及群体内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在考古学综合性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有关古DNA的研究报道日益增多，古DNA的资料被广泛应用于古人类学、古病理学、分子生物系统学等研究领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它从分子角度获取有关人类进化、迁移和亲缘关系研究的信息，尤其通过对人体DNA中两个特殊部分，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DNA的分型研究，从母系和父系两条线索的综合分析中提取较完整的遗传信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分子考古学研究陆续开展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单位进行了古代DNA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已初步建立了我国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DNA基因库，为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提供了可靠的遗传学信息。

目前已经开展的有关新疆地区古今人群DNA实验研究及取得的重要结论如下：

1.新疆古代居民的分子人类学研究82朱泓、张全超： 《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DNA研究》，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5月第3期，页86-92。。

在东疆地区，有关学者对吐鲁番盆地1号台地车师贵族墓地83崔银秋、段然慧等： 《交河故城古车师人的线粒体DNA分析》，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2002年8月第23卷，页1510-1514。、苏贝希墓地84崔银秋、段然慧、朱泓、李惟、周慧： 《吐鲁番盆地古代居民的线粒体DNA研究》， 《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页352-356。以及鄯善县洋海墓地的人骨进行了古代DNA的提取、扩增、测序及分析，研究表明，早在青铜及铁器时代，吐鲁番盆地已存在欧亚谱系混合现象，而吐鲁番古代人群比现代新疆土著群体在遗传距离上更接近于欧洲群体，这说明在古代新疆地区，欧洲谱系对当时人群的遗传结构的影响比现在要大，随着西迁的东亚群体逐渐增加，欧洲谱系的影响在新疆地区呈弱化的趋势85崔银秋、张全超、段然慧、朱泓、周慧： 《吐鲁番盆地青铜至铁器时代居民遗传结构研究》， 《考古》2005年第7期，页83-88（总563-568）。。对新疆哈密五堡古墓地出土的古人骨进行的mtDNA D环高度可变区多态性分析，结果显示，在3200年前新疆哈密地区就有蒙古人种存在的，并有可能发生亚、欧两种不同人类种样混居的现象86何惠琴、金建中等： 《3200年前中国新疆哈密古人骨的mtDNA多态性研究》， 《人类学学报》2003年11月第22卷第4期，页329-337；金建中、何惠琴： 《中国新疆哈密等地区古人骨分子人类学研究》， 《2002年现代人类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印刷技术服务中心，2002年，页70-71。。

学者们在南疆地区进行的工作较多，主要包括：

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地古DNA研究，结果表明早在3800年前的铜器时代，罗布诺尔地区已有单一的欧罗巴人种构成的人群存在87崔银秋、许月、杨亦代、谢承志、朱泓、周慧： 《新疆罗布诺尔地区铜器时代古代居民mtDNA多态性分析》， 《吉林大学学报》 （医学版）2004年7月第30卷第4期，页650-652。。这与韩康信先生对该墓地的人种学研究结论即认为他们是目前己知的在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类型基本一致。

利用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方法研究新疆小河墓地古代居民样本的DNA，首次通过定量PCR的方法，证明在同一个体的牙齿中的DNA拷贝数要高于骨骼中的88谢承志、崔银秋、李春香、蔡大伟、王海晶、朱泓、周慧： 《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研究新疆小河古代样本的DNA》， 《分析化学》2007年5月第35卷第5期，页658-662。。

距今2500-3000年的察吾呼沟墓地的9例古代人骨的古DNA研究结果表明，早在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天山中部地区已经有蒙古人种存在。察吾呼沟古代居民应是一个欧洲和东亚人种混合的古代群体89谢承志、刘树柏等： 《新疆察吾呼沟古代居民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分析》， 《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2005年7月第43卷第4期，页538-540。。

尼雅遗址古代居民的DNA研究显示，尼雅人群和山普拉人群可能存在一定的母系遗传联系，与潘其风先生的体质人类学分析结果一致90谢承志、李春香、崔银秋、张全超、周慧、朱泓： 《尼雅遗址古代居民线粒体DNA研究》， 《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页51-55。。

山普拉古代居民线粒体基因组的扩增和测序结果表明，山普拉古代居民同时具有西部欧亚大陆和东部欧亚大陆特有的单倍性类群，是一混合人群，与伊朗人群及奥塞梯人群有一定母系遗传联系91谢承志、李春香、崔银秋、蔡大伟、王海晶、朱泓、周慧： 《新疆山普拉古代居民线粒体DNA研究》， 《自然科学进展》2007年17卷（7期），页871-877。。

对且末地区加瓦艾日克墓地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人群母系遗传结构的研究，发现古代且末人群的遗传成分可能对现代新疆少数民族的遗传组成有贡献，推测在这一古代人群生活的时代或者更早的时期，欧亚东部与西部人群之间可能己经发生了基因交流92孙岳枫： 《新疆且末古代人群mtDNA多态性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扎滚鲁克古代人类牙齿线粒体DNA研究的结果表明，扎滚鲁克古代人群与现代中亚人群有较近的母系遗传关系，是欧亚混合人群。与新疆地区其他古代人群相比，该人群东部欧亚序列的成分明显增多，这可能与人群所处的地理及历史时代相关93葛斌文、王海晶、谢承志、崔银秋、朱泓、周慧： 《新疆扎滚鲁克古代人群的线粒体DNA分析》，《吉林大学学报》 （理学版）2008年11月第46卷第6期，页1206-1210。。

圆沙古城人骨的DNA研究表明，圆沙古人群与现代南部中亚人群的遗传关系最近，并与印度河流域人群有较近的遗传关系，这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该人群属于印度-阿富汗类型相吻合。其中欧洲谱系对该地区古代居民遗传结构的影响较大，占主体地位，而亚洲谱系的存在则证明了蒙古人种在汉代已经渗透到克里雅河下游地区，汉晋时期以欧罗巴人种为主体的欧亚混合群体，应是当时古代居民种族结构的真实体现94高诗珠、崔银秋、杨亦代、段然慧、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朱泓、周慧： 《新疆克里雅河下游圆沙古城古代居民线粒体DNA多态性研究》， 《中国科学C辑：生命科学》2008年第38卷第2期，《中国科学》杂志社，页136-146；杨亦代： 《新疆圆沙古城遗址古代人群线粒体DNA多态性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有关古代人群之间的遗传距离的计算显示，具有较高混杂程度的交河故城组和代表地中海类型的圆沙组与具有古欧洲类型血缘关系的苏贝希组、洋海组、罗布诺尔组3个古代组之间距离较远95朱泓、周慧： 《新疆地区古代DNA研究的重要进展》， 《中国文物报》2002年12月27日第7版。。

在此基础上，有关学者还运用这些实验数据开展了DNA序列的系统性比对研究，如对古丝绸之路南线塔里木盆地的圆沙、山普拉、扎滚鲁克和尼雅4处遗址进行了人类遗骼的线粒体DNA（mtDNA）数据分析，表明塔里木盆地古人群是一个由已经分化的东西方谱系融合产生的混合人群，其中西部欧亚谱系的来源中有来自于近东和伊朗地区的成分，东部欧亚谱系的主体成分来自于北亚和东北亚。塔里木盆地古人群的母系遗传结构与现代新疆人群已经十分接近，暗示早期铁器时代是现代新疆人群形成的重要时期96崔银秋、高诗珠、谢承志、张全超、王海晶、朱泓、周慧： 《新疆塔里木盆地早期铁器时代人群的母系遗传结构分析》， 《科学通报》2009年第54卷第19期， 《中国科学》杂志社，页2912-2919。。还有对新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的三个古代人群——小河墓地古代居民、山普拉古代居民、尼雅古代居民及山西虞弘墓主人的遗传结构和族源进行的系统分析97谢承志： 《新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古代人群及山西虞弘墓主人DNA分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以上古代居民线粒体DNA的研究成果，无疑为探讨新疆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古代居民的人种结构、遗传构成、族源历史、各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这些古代居民与现代人群之间的遗传学联系，研究该地区历史上各民族的渊源、流向、迁徙、分化、融合、同化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分子生物学上的证据。

2.新疆现代人群的分子人类学研究。

为研究克里雅封闭人群与新疆地区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线粒体DNA、基因扫描技术等对居住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克里雅河下游地区封闭人群分别进行了三次研究，发现中亚的各人群均处于东方人群的亚洲谱系和西方人群的欧洲谱系之间，克里雅与新疆维吾尔和境外维吾尔之间的遗传距离最近，表明他们之间有很密切的亲缘关系98段然慧、崔银秋、周慧、朱泓： 《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隔离人群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分析》，《遗传学报》2003年5月第30卷第5期，页437-442。。克里雅封闭人群与新疆地区的乌兹别克人群亲缘关系最近，推测可能来源于相同的祖先群体99刘伟强、崔银秋、张全超、周慧、朱泓： 《克里雅河下游地区封闭人群常染色体基因座D5S818、D7S820和D13S317遗传多态性》， 《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2007年1月第33卷第1期，页1-4。。克里雅河下游的封闭人群的来源可能包含两个不同的群体分支100段然慧、刘伟强、周慧、朱泓： 《克里雅河下游封闭人群DYS19和DYS390多态性研究》， 《人类学学报》2004年11月第23卷第4期，页326-330。。对新疆塔吉克族人群线粒体DNA的分析，研究表明新疆塔吉克族与高加索人种遗传关系较近101于恩艳、张艺、马合木提·哈力克： 《新疆塔吉克族人群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研究》， 《生物技术》2007年10月第17卷第5期，页9-11。，尉犁县的现代罗布人群的个体序列分析表明，现代罗布人与中亚各民族的亲缘关系很近，尤其是与新疆维吾尔族有很近的亲缘关系102塔吉古丽·阿布里克木、吐尔孙江·努尔麦麦提、阿迪力江·卡地尔、马合木提·哈力克： 《现代罗布人群线粒体DNA D-loop区序列多态性研究》， 《生物技术》2008年18（3），页16-18。。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等单位首次对我国新疆地区维吾尔、哈萨克这两个民族健康群体的HLA-DQA1，-DQBI两个基因座进行了DNA分型研究，结果表明维族和哈族独立于其他群体而聚类，独处一支，与新疆汉族相距很近。维族和哈族接近于蒙古人种，而离高加索人种较远。提示维族、哈族和汉族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103张咸宁、刘宇刚等： 《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群HLA-DQA1、-DQB1两基因座多态性的研究及与25个种族或民族的比较分析》， 《遗传学报》1998年第25卷第3期，页193-198。。此外，对现代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基因研究的工作，为研究古丝绸之路人口迁移对维、哈族等遗传特征的影响提供了资料104俞民澍、邱信芳等： 《中国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群体线粒体DNA多态性的研究》，《中国科学B辑》1988年第1期，页60-70；沈晶晶、谭毓绘等： 《新疆维族人群HLA-DR-DQ单倍型研究》， 《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1997年8月第1卷第4期，页234-238。。

以上对现代人群所进行的DNA研究，为探讨现代民族的族源，及历史上各古代民族间的亲缘关系，提供了一些科学的参考数据。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交往联系的要冲地带，在研究人群进化、迁徙模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种族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因此，从人种学的研究角度揭示该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特征和结构以及地理分布特点，为中国边疆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族关系、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对追溯新疆乃至中亚各族人民种系起源及其遗传结构，科学地复原该地区古今各民族之间的渊源和流向，进一步加强各兄弟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和血肉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古人种学材料及其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为探讨新疆地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古代居民的人种结构及地理分布状况，历史上各民族的族源、迁徙、分化、融合的历史过程等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

（本文改编自笔者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在此对导师朱泓先生仅致谢忱）

（刘 宁 辽宁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