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期刊

【作者】汤芸（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刊名】思想战线

【关键词】 火灾肇因；风险场景；消防实践；侗族村镇

【资助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地区减灾防灾经验与科学减灾防灾长效机制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10csh011）；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2014-xwd-s0304...

【ISSN号】1001-778X

【页码】P31-36

【年份】2019

【期号】第2期

【期刊卷】1;|9

【摘要】从生活世界的知识经验图景出发,通过对贵州侗族村镇的实例研究,对西南古村镇的火灾肇因、风险场景与消防实践进行深入的辨析后发现,对火灾的防范应对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消防问题,更是对地方社会在剧烈的文化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凸显的种种危机风险的克服和消解.而地方在应对灾难时,其所依托的知识经验图景与社会...

【全文】 文献传递

西南古村镇火灾肇因与消防实践的人类学研究
——基于贵州侗族村镇的探讨

汤　芸①

摘　要：从生活世界的知识经验图景出发，通过对贵州侗族村镇的实例研究，对西南古村镇的火灾肇因、风险场景与消防实践进行深入的辨析后发现，对火灾的防范应对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消防问题，更是对地方社会在剧烈的文化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凸显的种种危机风险的克服和消解。而地方在应对灾难时，其所依托的知识经验图景与社会文化资源则是在一个整体性时空框架中生成的。因此，要实现本土经验智慧与现代技术手段的有效衔接，构建和维系社区本土、区域传统与现代专家系统之间的三角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火灾肇因；风险场景；消防实践；侗族村镇

中国西南的古村镇不仅是一种活态的文化空间，承载着独特的地方生活经验与丰富的社会历史记忆；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凝聚着高超的工艺技术智慧与灿烂的文化艺术成就。然而近年来，频发的火灾却在吞噬着这一重要的社会财富和珍贵文化资源，特别是对这些古村镇的聚落格局与建筑景观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破坏。如2014年刚开年便接连发生了3起令人捶胸顿足的重大火灾：1月9日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五明佛学院僧舍起火损毁僧房150余间，1月11日云南省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大半烧毁，1月25日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县报京侗寨几乎在火灾中毁于一旦；2015年1月3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南诏镇修建于明代的拱辰楼发生火灾，现仅存几根焦黑的木梁和断壁残垣。面对这样巨大的损失与紧迫的消防形势，迫切需要对西南古村镇的火灾肇因与消防实践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研究。人类学新近的灾难研究强调一种面向生活世界的整体关怀，并试图基于灾难感知、灾害场景与灾变过程的考察辨析，来深入理解和把握生活世界在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挑战和机遇。*张　原:《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及其学术定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7期。火灾，如同人类社会的其他灾难一样，既有自然生态的诱因，更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产物，其生成与爆发暴露了人类社会一种具有历史纬度的深层脆弱性(vulnerability)。*Piers Blaikie, et al.，At Risk: Natural Harzards, People K’s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s，London: Routledge,1993,pp.45～78.基于贵州侗族村镇的实例分析，本文试图对西南古村镇灾变生成过程的社会文化机理进行深入的辨析，并就相关的消防实践经验进行一定的总结，从而为人类社会灾难应对的实践构建一种新的知识经验图景。

一、防火悖论：当代贵州侗族村镇的消防态势

“喊消防、抓消防，火未消，人白忙；人越防，火越狂！”这一流行于当前贵州黔东南侗族地区的民谣，作为一种值得关注的地方性灾难感知，其从某种角度反映了今天中国西南古村镇日益突显的一个防火消防悖论：一方面，从政府到社区在这10余年中对基层村镇的消防事业有空前的大力投入；另一方面，毁村烧寨的重大火灾在10余年间以惊人的频率爆发。也就是说，中国西南的古村镇在面对火灾风险时所暴露的脆弱性，在这10余年间被凸显和加剧了，而当前火灾对古村镇的荼毒，已成为当地政府和居民的一大心患。

中国西南许多历史悠久的古村镇在其营造时，多因地形所制和环境所限，形成了建筑群关联、格局紧凑与建筑物木构元素丰富的特征。古村镇别具匠心的营造格局与丰富多样的建筑形态，正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适应当地山水环境和运用地方生境资源的经验智慧之体现。然而，木质连片的建筑方式也使得其火患风险与脆弱性同样凸显。如贵州黔东南的侗族村镇，多沿溪谷布局、干栏式楼房顺山势而建，形成了格局自由紧凑，构架高低错落，建筑鳞次栉比的村落景观。这样的聚落建筑形态一旦失火，极难控制，常造成“火烧连营”的灾难。特别是其木构楼房，构材历经多年后，含水量极低，易燃性高，加之民宅内部的用火空间常与居住空间混同，火灾隐患突出。而每年秋冬两季是火灾的高发季节，这两季气候干燥，人们的取暖需求也高，火患多。此时也正是秋收结束粮食入仓、农闲开始、节庆密集之际，因而火灾造成的损失极大。正如消防界流传的说法：“全国农村火灾看贵州，贵州农村火灾看黔东南”，黔东南侗族古村镇是火灾风险最高的地区。然而，在这一地区的生活智慧传统与经验知识体系中，对当地显见的火灾脆弱性早有深入的认识，并形成了一套防范经验和应对策略。如在村落布局中精心建构水系网络，并在房前屋后设置具有消防蓄水功能的池塘；又如各村各户都自觉遵守针对火灾防范应对的村规民约和习俗禁忌，并在相关的仪式活动中组织实践防火演练等活动，强化了村民消防意识和应灾能力。在侗族地区的许多建寨历史超过300年的古村镇中，保存有大批古建民居，其中不少古村落，如从江增冲村、黎平堂安村，更是被整体地作为文化保护单位或生态博物馆，存世的鼓楼、风雨桥和民居建筑群，其历史往往超过百年。这些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的侗族古村镇，表明了当地居民具有较强的消防意识与丰富的防范经验，也证明其历史上对于火灾的发生率及其破坏性的防控是有效的。可以说，侗族古村镇对于火灾的风险评估与应对实践的经验摸索，业已成为其实现社会持续与环境适应的一种能力。而在过去，火灾基本上已成为侗族村镇中一种可克服的风险，而非不可控的灾难。*灾难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人们生活世界的经验图景里，自然灾害现象可区分为可克服的风险与不可控的灾难。可克服的风险，在许多社会的本土实践中都具有应对其之知识与策略，使得一些规律性或易于发生的灾害现象不再构成一种不可控的灾难，而只是人们生活方式与经验的一个必要部分，因而，本土实践就是极其有效的防治这类灾害的社会文化机制。这样的灾难感知，被当地居民生动总结为：“火患多，火灾少”。

从2000年以来，贵州省黔东南州便开始加大力度，从消防建设、火灾预防与火灾救治三方面对各村镇进行了全面的整改与建设。现代消防体系的建立与基础设施的整改，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与颁布，也多方位地为当代侗族基层村镇的消防实践提供了新的技术装备与社会组织的支持。在法律法规方面，2002年贵州省颁布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村消防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农村消防专项法规。之后还相继编制了《黔东南农村防火检查手册》(2005)、《黔东南州农村消防建设试点方案》(2007)等文件。在消防建设方面，从2001年开始先后推广实施了农村“五改”和“六改”工程，*“五改”即：寨改、房改、水改、电改、灶改。“六改”是在“五改”之上加上“路改”，旨在对50个木质连片结构非民族文化旅游大村寨开展消防试点建设。参见《贵州省将实施“六改工程”改善少数民族村寨消防安全环境》，http://www.gzxz.gov.cn/Item/36754.aspx。展开了村寨防火线开辟、消防水利工程等建设改造项目。直至2012年，黔东南州基本上完成了对157个试点村寨的建设，100户以上村寨，80%配备了消防机动泵，90%建有消防水池。*参见张正特《黔东南推进试点村寨建设火灾逐年下降》，http://www.cpd.com.cn/epaper/xfzk/2012-12-12/02b-14.html。在人员组织配备方面，除聘请相关消防、规划、电力等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指导与技术人员培训外，也注重多种形态的地方动员与社会组织方式，如建立志愿消防队、村民联防队伍、守寨护寨队伍、“电管小组”、“消防设施管理小组”、消防监督检查队伍等。并建构了一个具有当地特色的消防宣传体系，如“双语”宣传、民歌宣传、免费发放宣传防火知识的围裙、建立鸣锣喊寨队伍等。*参见张正特《贵州黔东南消防构筑少数民族农村消防宣传体系》，http://119.china.com.cn/xfxc/txt/2013-09/29/content_6344267.htm。应该说，经过多年建设，黔东南州已经拥有较为全面而立体的火灾防范救治体系，配合着地方本土实践关于火灾防治的智慧，火灾风险应已降至最低。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从相关部门统计的数据来看，黔东南州2000～2011年期间，共发生火灾近700起，且仅2011年就发生了95起之多。而我们2012～2013年在侗族地区进行调研之时，所统计的数据表明该州近两年来火灾事故每年已超百起。人们对当代侗族村镇火灾频发的灾难感知，恰如当地老人们无奈的自嘲：侗族村寨这几年真是“太火了”。

从之前的“火患多，火灾少”，到现在的“太火了”。这样一种灾难感知的变化，表明当代侗族村镇的消防态势确实陷入到“火未消，人白忙；人越防，火越狂”这一怪圈中。总体而言，近年来当地消防态势的变迁呈现出三大特点：

第一，火灾发生频率高，破坏性大，甚至在同一村寨或片区反复发生。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2006～2012年间，仅在侗族九洞地区的两个乡(高增、往洞)中，就有11个村寨发生过火灾，其中高增村上寨与高传村两寨的火灾损毁了大半个村寨。火灾不仅烧毁大量民房，还焚伤损毁鼓楼4座，并造成2人死亡，财产损失重大。又如黎平县的地扪村，2006年4月14日凌晨发生的火灾，烧毁房屋39栋，为救火还拆除房屋29栋，村中的鼓楼也在此次火灾中损毁。此后村中对消防设施进行了整改，然而在2010年10月20日凌晨又发生了火灾，大火迅速烧毁了相邻近的9户住宅。在近年失火的村寨中，堂安、地扪、增冲三寨过去都是古建筑保护较好的村寨，系全国著名的民族文化生态博物村或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火灾对其民族文化资源的破坏极大。

第二，消防设施建设与村落改造项目未能阻止火灾的发生。

2005年，地扪村作为生态博物馆完成了消防设施的建设，2006年春就发生1起重大火灾；之后该村于2009年完成了消防设施的升级改造，而2010年秋又发生1起火灾，并致1人死亡。又如增冲寨，因该村完整保存一座近300余年的鼓楼，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获得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景观村落”的称号。村中水系完备，鼓楼前还建有一防火池塘，百年来村中虽不时有小的火患，但从未发生过火灾，被认为是“侗乡防火典范”。2009年起，增冲寨进行了“五改”建设，作了村寨防火规划，并新增安设了消防设施。然而，2012年9月24日凌晨，该村却发生重大火灾，造成13栋房屋被毁，并差点殃及有着悠久历史的鼓楼。上述村寨失火时，村中新建的消防设施均未能有效发挥作用，阻止火灾蔓延，因而造成的损失极大。

第三，在新址规划新建的新村，消防态势未能得到改善。

如往洞乡孔寨，于2005年因水库移民搬迁至新村，新村的规划调整了以往侗寨自由紧凑的布局，以一线排开的格局建寨，并设置了5米宽的防火线，配备了齐全的消防设施。然而，2011年9月28日凌晨的大火，却瓦解了新村消防规划所呈现的愿景，防火线不仅未发挥阻止火势的作用，而村落一线排开的布局更造成了一个火势蔓延的风口，此外新村过于依赖现代消防设施，仅两个消防池，缺失传统的水系和池塘所发挥的作用，更使得大火难以控制。此次火灾最终造成了40栋新建不到5年的房屋损毁，以及村中鼓楼受损的严重后果。

今天的侗族古村镇，本应在本土经验智慧与现代技术手段的共同作用下，有效地避免火灾的发生，减少火灾的损失。但事实却与之相背，当地近年来不仅火灾风险越来越高，火灾所暴露的社会脆弱性也越来越明显。这样一种防火悖论，凸显的也是整个西南地区古村镇所面临的一种急迫的消防态势，而这是一个灾害隐患被不断积累诱发为灾难结果的灾变过程。近年来侗族村镇在火灾应对中的失败，表明了人们并未对当地社会在现代化变迁中脆弱性不断增加的风险场景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因而也未找到将火灾重新转变为可控制风险的关键路径。所以，对当前侗族村镇火灾发生的社会文化机理考察尤为重要。

二、风险场景：灾变生成过程的社会文化机理

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强调，不应将灾难作为一种独立突发的事件来进行分析，而应将之置于生活世界的整体中，对其发生的社会文化机理进行考察。*张　原:《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及其学术定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7期。灾难是嵌入在生活世界整体中的一个结构性和过程性的因素，而一旦生成诱发灾难的时空框架超越了应灾经验所依托的时空框架，灾害风险与社会脆弱性就随之放大，如此一个灾害向灾难转化的灾变过程也随之生成。*张　原，汤　芸：《藏彝走廊的自然灾害与灾难应对本土实践的人类学考察》，《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所以，对侗族村镇火灾肇因的考察，应采取一种整体性和过程论的视角，来分析当代侗族地区人们的生活世界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使得今天当地生成诱发火灾的时空框架跃出了社会既有的知识经验图景，从而在一种社会文化变迁中呈现出独特的灾难场景。实际上，当下侗族村镇中生成诱发火灾的灾变过程和灾难场景，正暴露了现代性社会转型与传统生活维系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矛盾。也由于这两种生活经验在地方交汇时，无法统一为一套有效应对生活世界变迁的知识经验图景，才导致了社会脆弱性的增加。所以对诱发这一灾变过程的社会文化机理的考察，可从当地生活世界中的空间格局、时间节奏与知识架构的变化来具体展开。

(一)空间格局的变化与火灾隐患的增加

经济活动从“生计取向”(subsistence-oriented)转为“市场取向”(market-oriented)是社会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生计方式的变化往往导致空间格局的重组。当旅游开发和经济作物生产成为当前古村镇最为主要的经济活动时，传统的稻作农耕生计方式失去其原有的核心地位，为旅游开发和经济作物生产而兴建的如游客中心、公厕、停车场、公路、初级加工作坊等各种基础设施，对耕地山林、池塘水系与村寨建筑的挤占和改造，使得村镇原有的空间格局被打乱。这些新建设施的零乱紧密不仅增加了消防难度，也导致村镇中原有水系的萎缩和消防体系的破坏，降低了消防效率。此外，为在有限的空间中最大限度地获得旅游接待的经济效益，原有的用火、生活、生产与储存的空间分割传统与禁忌被打破，使得现代民居的空间功能分区存在许多隐患，火灾的风险与脆弱性被放大。如从江县的增冲村，村边新建的高速公路破坏了村寨的水源地，加之村中新建房屋和停车场等建筑设施对池塘的大量侵占，使得其2012年发生的火灾因消防用水不足而成为灾难。而这场火灾之所以蔓延迅速，破坏力大，又是由于许多村民不因循传统的空间分类禁忌，在家中私存大量燃油所致。

(二)时间节奏的变化与火灾应对能力的削弱

大批村民外出务工，导致传统农耕“春播秋收”的生产生活节奏难以维系，而新兴的“冬聚春散”的人口流动趋势，则使得留守于社区中的人口结构与劳力拥有状况也随之改变。平时，村寨中以老人、妇女与孩子为主，这类居民防火意识不足，应变与自救能力差，且社区内青壮劳力的不足更使得消防力量的组建没有保障。这种时间节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到了秋收农忙时期便极大地凸显了其社会脆弱性。正如当地民谚所言“火不烧空仓”，秋收时节正是火灾高发期，此时留守村中为数不多的劳动力都极为疲惫劳累，人们对火灾的警觉意识与防范能力降低，常出现未及时熄灭明火和关闭高功率电器等状况。如2010年10月20日地扪村发生的火灾，就因为村寨秋收人力不足，在大量使用电机时导致全村电网短路停电，而1户留守村中独自承担秋收工作的妇女因过于劳累，休息前忘记灭掉照明用的火烛导致家中半夜失火，最终造成了烧房毁粮人亡的悲剧。

(三)知识经验的断裂与消防实践的困境

现代技术体系在其运作过程中，需要相应的物质、技术、制度条件作支撑，特别需要依托于一套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在抽象化的社会情境中发挥其功用。*[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　禾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9～26页。侗族古村镇现代消防体系建设的不完善，在某种程度上与专家系统抽象的知识和技术无法有效嵌入具体的乡村生活情景中相关。特别是现代消防体系的工程实施，在其设计规划、技术支持与设施配备等方面，体现了现代工程中遮蔽地方实际需要和本土实践经验的“外部视角”对地方干预带来的一种灾难性后果。*参见[美]斯科特《国家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而将运作于都市社区消防情景中的规划与技术简单地运用于乡村之中，这造成了乡村消防实践的许多现实困境。在消防设施配备上，不切合地方实际与乡村生活情景的问题更加突出。如抽水给水设备过于依赖电力和燃油动力、不依据山区的地形条件设置消防蓄水池的压力，以及消防水管与消防栓的口径不匹配等。当现代的消防体系未能接上地气，其经验知识仍在游离于地方之上时，本土经验在新的灾变过程中也暴露出其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其对进入当地的各种新兴事物的特性认识不充分，是诱发灾害风险的主要因素。比如电力引入后，随意架线与用电不慎就成为火灾的一个最主要诱因；又如村民们在屋内大量运用不易撕破的塑胶墙纸与海报油布作为墙面装饰，却未意识到其燃点低、燃烧快的特性；再有，近年来，在缺乏安全存储汽柴油的经验知识之背景下，村中摩托、农机与汽车数量急剧增加，也使得火灾风险被放大。在木构建筑内部，当电线短路跳火、墙面装饰油布与存储不当的燃油叠加在一起时，这种新生成的风险场景显示出西南地区古村镇所普遍面临的一种消防困境，即现代知识体系与本土实践经验未能契合在一起，使得地方无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应灾经验。

当下侗族村镇中日益凸显的火灾风险场景，也系近年来西南地区古村镇中火灾频繁的社会文化机理的一种呈现：一方面是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所导致的时空框架转型与知识经验断裂，诱发了一个社会脆弱性不断叠加的灾变过程；另一方面是新的灾害风险在结构性地嵌入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未能产生一个可依托的时空框架来生成有效的应灾经验，由此一种不可控的灾害场景区域性地蔓延开来。

三、消防三角：灾难应对实践的社会文化资源

对灾难的感知与应对，正折射了人类的道德体系、情感动机以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知。*张　原，马　浪：《知识图景中的灾难考察——人类学灾难研究的关键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今天人类学的灾难研究越来越重视对灾难感知与应对实践的知识经验图景之考察。作为两种拥有不同时空架构与逻辑情景的知识体系，现代消防技术与本土防火经验在地方的相互遭遇有多种形式，也产生不同的结果。二者或冲突、或互补、或相互转译，但最终都将共同形塑一个整体性的知识经验图景。因此，回到生活世界中，考察本土知识经验图景如何吸纳与转译现代消防知识，使之嵌入地方的消防实践中，进而形成一个新的知识经验图景，这才是在西南古村镇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消防体系之根本。对侗族村镇中本土经验智慧与现代技术手段之间关系的讨论研究，已成为学界当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如从生态人类学角度对侗族村寨现代消防体系的构建进行评估；或从制度层面来分析所谓“正式的”现代消防制度的效用低下，以及“非正式”的传统防火知识的重要性；还有从传统文化角度出发，在肯定传统文化中防火知识价值的同时，强调其现代转型的必要性。但这些研究倾向于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处理现代消防技术与本土防火经验之间的关系，从而撕裂了知识经验图景原本的整体形貌，其所看到的只是两种知识体系的交汇而非融合。

实际上，灾难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场景，其所激发的不仅是抽象的整体性的知识经验图景，还有具体的社会动员组织机制。而地方社会在处理风险危机时，所依赖和运用的知识经验与社会资源也是多元混融的。所以，应该对现代消防技术与本土防火经验在具体地方的遭遇、商榷对话和嵌入融合之展开过程与关联机制进行重点考察，从而在具体的实践场景中总结消防体系构建的原则。恰如帕金(David Parkin)所指出，在出现风险危机时，社区本土、区域传统与现代专家系统三者的有机关联，为地方的知识经验图景之形塑与社会文化资源的动员构建了一个基本的时空框架。*[英]帕金：《医疗人类学与信任研究》，汤　芸译，《他山通讯》2013年第9期。具体而言，在灾难所呈现的社会场景中，社区本土作为一种熟悉而亲密的生活空间，根植其上的知识经验与社会关系是维系地方生活世界最为具体而直接的社会文化资源。在这里，社区居民所共享的归宿感与承担的责任感，可使其在日常生活与危机风险中，建立一套亲密的信任依赖关系。体现于区域传统中的情感与权威则赋予了维系生活世界的价值体系与社会情景以一种历史感和正当性。在这里，地方精英和仪式专家可依赖其声望和经验，来规范和指导人们的应灾实践。而现代专家系统一旦能有效地嵌入到地方性的具体实践场景之中，则不仅能拓展地方应对灾难的时空框架，也能丰富地方对灾难的感知与防控的知识经验，这是提升地方灾难应对能力的重要社会文化资源。

侗族村镇在应对火灾风险时，社区本土、区域传统与现代专家系统也是相互叠加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里以从江县增冲村2012年9月24日的火灾为例，来分析地方在应对灾难的过程中所展开的知识经验图景与动用的社会文化资源。据当地村民讲述：

火灾发生在凌晨。一村民酒后卧床吸烟，睡着后，烟头引燃了家中的塑胶墙纸。该村民发现起火时，低估了火情，未及时通知其他村民，只是与家人到附近水池取水灭火，而这个水池却因高速公路的修建破坏了水源，蓄水不足，这导致了火灾发生之初扑救不力。屋内装饰墙壁的塑料油布又使得火势迅速变大。该村民慌张了，跑到其他人家去求助。村民们制止了他乱跑，因为他是“火殃头”，他跑到哪，火就会烧到哪。

最先赶来的村民全是青壮年，他们先是迅速来到村中鼓楼处判断火情，重点观察发生在鼓楼20余米开外的大火是否会危及鼓楼，在留下一定人手保护鼓楼后，其他人才被安排到起火点投入救火。但此时火势的蔓延，使得人们无法靠近离起火地点最近的池塘。要从离起火点较远的池塘取水灭火，需要消防泵才有效率，但当时村中配备用于保护鼓楼这一文物的多台消防泵，却只有1台能正常工作，人们只能以人力传接递水的方式灭火。虽然通过鸣锣喊寨和广播鸣号的方式，村中能动员起来的男性村民被迅速地组织起来参与到传递水桶的救火工作中，但灭火效率不高。此时临近秋收季节，村中很多人家的一楼存放着大量打谷机使用的汽油。当火势迅速发展扩散到邻居家时，引发了一系列汽油燃爆。救火的村民随即转变策略，将原本用于保护鼓楼的消防泵先投入灭火，同时开始拆除相邻的房屋，清理各家的汽油，以阻止火势蔓延。不久，接到火警求助的邻近村寨的村民陆续带着消防泵到来，加强了消防力量，火势逐渐被控制。至天亮时分，此次火灾终于被灭，虽有13栋民房被毁，但村中已有300年历史的鼓楼虽紧邻火点却安然无恙。

火灭了，事没完。火灾发生当天半夜12点，村里便举行了“推火秧”仪式，并按村规与习俗惩罚了“火殃头”。事后村民还因消防泵大量不能使用，而责难村长令其辞职。在灾后重建中，因为不可在火灾原址重建房屋，村民又向乡、县政府求助，获得了在新村区域重建民房的许可，并从政府得到一定救灾资金援助。*资料来源：为笔者于2014年2月在增冲村田野调查所得。

这一案例典型地表现了当代侗族村寨应对火灾时，所依托的知识经验图景和动用的社会文化资源是多元混融的。首先，在应灾实践中被激发的知识经验是互补关联的，这里既有社区本土的，也有区域传统的，更有现代专家系统的，三者的整体运用是火灾最终得以扑灭和损失得到一定控制的关键。特别是现代的消防水泵与传统的蓄水池塘的配合，更显现了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现代消防技术融入地方本土实践之可能。其次，在灾害救援时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则是整体关联的，这里运用的社会文化资源有一个从家庭自救到邻里救助，从村寨自救到区域救援，从社区自我恢复到各级政府援助的逐级展开过程。而在当地区域传统中，村寨间守望相助的社会风气和相关的民间规约，对于消防实践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最后，在灾变诱发的过程中所暴露的知识危机与实践困境则表明，由社区本土、区域传统和现代专家系统所构成的这一整体性时空框架一旦出现裂痕，灾害风险与社会脆弱性就会被激发。在这一灾害场景中，被用于装饰木墙的塑胶墙纸、存放于木楼中的汽油、因公路修建而被破坏的蓄水池的水源，这些风险的生成与本土经验中对一些现代易燃物的认识不足，以及现代规划中对区域传统的一些本土经验的忽视和遮蔽，有着极强的关联性。

由此可见，地方应对灾难时，所依托的知识经验图景与社会文化资源是在一个整体性时空框架中生成的。在这一多元混融的时空框架中，将社区本土、区域传统与现代专家系统三者构建为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详见图1)，则能避免本土经验智慧与现代知识技术的二元对立，这也是当代西南古村寨构建科学有效消防体系的一个原则。这里之所以强调这是一个三角结构，而非三层结构，是因为尽管这三种社会文化资源在时间、空间与知识经验上存在着特定的远近与等级关系，但三者并非独立运行发挥作用，也不可相互取代。而且只有在三者的交错运作基础上，火灾的风险才是可控制的。消防三角的稳定关系，是建立在三种资源的整体混融之上的，任何一角的效用缺失，都会导致风险上升、脆弱性增加，甚而导致灾变生成。

四、余　论

灾难生成于社会、技术与环境的脆弱性交汇和叠加，是这些风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灾难提供了一个最具有戏剧性和展示性的情景，能以非常直观的形式显示出某一社会难以成功和可持续地适应其生存环境的某些要素。*[美]安东尼·奥利弗-斯密斯：《人类学对危险与灾难的研究》，彭文斌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在这一动态地将潜在灾害风险转化为显见灾难场景的灾变过程中，深植于一个群体日常生活状态背后的生存环境特征与社会文化结构中的脆弱性，被不断地叠加激发。因此，将生境条件、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历史过程这四个纬度并置混融在一起，形成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野，来对具体灾难的社会文化肇因和应对实践经验进行分析，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前人类社会在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挑战和机遇。回到生活世界的整体之中，来考察当代西南地区古村镇中的灾难感知、灾害场景与灾变过程，能让我们认识到，对火灾的防范应对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消防问题，更是对地方社会在剧烈的文化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凸显的种种危机风险的克服和消解。而地方在应对灾难时，其所依托的知识经验图景与社会文化资源则是在一个整体性时空框架中生成的。因此要实现本土经验智慧与现代技术手段的有效衔接，构建和维系社区本土、区域传统与现代专家系统之间的三角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践路径。

(责任编辑　段丽波)

①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地区减灾防灾经验与科学减灾防灾长效机制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10CSH011)；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2014-XWD-S0304)

作者简介：汤　芸,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四川 成都，6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