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人类古文化发展的气候环境背景
【类型】期刊
【作者】贾耀锋（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刊名】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关键词】 中国古人类；新石器文化；气候环境
【资助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泾河、洛河河流阶地对构造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40801008)，北方民族大学引进人员科研项目“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宁夏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研究”(2009Y014...
【ISSN号】1674-6627
【页码】P97-101
【年份】2019
【期号】第6期
【期刊卷】9
【摘要】气候环境及其变化是人类古文化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全新世以来我国新石器文化的演进也深受同期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新世以来的暖湿气候是我国主要地区古文化起源、发展和繁荣的基本环境背景;期间气候环境的恶化却成为古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或挑战;同时,人类古文化演进对气候环境变化的响应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响应时间和响应程度两个方面,一般而言,在时间上北方表现得要比南方滞后一点,而在响应程度上则稍轻一点,这种区域差异同样也存在于两个大区内部。
【全文】 文献传递
中国境内人类古文化发展的气候环境背景
摘 要：气候环境及其变化是人类古文化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全新世以来我国新石器文化的演进也深受同期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新世以来的暖湿气候是我国主要地区古文化起源、发展和繁荣的基本环境背景;期间气候环境的恶化却成为古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或挑战;同时,人类古文化演进对气候环境变化的响应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响应时间和响应程度两个方面,一般而言,在时间上北方表现得要比南方滞后一点,而在响应程度上则稍轻一点,这种区域差异同样也存在于两个大区内部。
关键词：中国古人类;新石器文化;气候环境
近年来,人类古文化发展与环境演变相互之关系已经成为许多学者们共同关注和探索的热点问题之一,尤其是探讨在一定时间尺度上气候环境变化对古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影响上。这些研究普遍发现,每一种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兴衰都与环境演变存在着密切联系,这种关系尤其在气候环境重大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反映了主要由气候变化导致产生的资源环境状况改变对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制约作用上。
末次冰消期以后全新世气候的好转,为人类古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条件,使得人类古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全新世气候的波动变化对同期古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全球气候不断演变的背景下,人类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与资源演变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在了解我国主要新石器文化区古文化特征的基础上,考察我国境内人类古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环境背景,以期探讨推动人类古文化发展的环境因素。
一、中国各主要新石器文化区人类古文化发展及其环境背景
相对于第四纪冰期的严酷环境,人类在全新世获得了远为优越的生存条件,在短短的数千年间,农业迅速发展并走向了繁荣,这为更高一级人类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且人类活动范围急剧扩大,人类古文化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
(一 )雁北地区
雁北地区是我国北方新石器考古文化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其中兴隆洼文化 (7500～6500 aB.P.)是本区新石器考古文化出现较早的一种。在温度较现在高 3～4℃[1],降水量增加的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形成了由原始农业、采集业和狩猎业等多种经济成分为主的资源利用方式,这是兴隆洼文化大规模定居聚落稳定发展的基础。继兴隆洼文化之后的赵宝沟文化 (6200～6000 aB.P.),聚落规模要超过兴隆洼文化[2],其发展的自然环境特征与兴隆洼文化相差不多,仍然是暖温带气候[3]。红山文化(6000～5000 aB.P.)期的环境条件比前面两个文化时期要差,但是红山文化的内涵表现却恰恰相反,在建筑规模和制陶工艺上都显示出这是一支高度发达的新石器铜石并用的文化。雁北地区在红山文化之后出现的小河沿文化 (4300～4000 aB.P.)发现的遗存很少,从聚落的数量和形态可以推断小河沿定居生活表现了很大的不稳定性,外来文化的因素相对增多,处于极盛时期的红山文化突然衰落,农业经济出现大滑坡,农业水平下降。而小河沿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是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之后的一段比较差的时期,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化无疑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该区夏家店下层文化 (4000～3300 aB.P.)遗址分布的密度、建筑的规模都是史前本地区诸考古文化中最大的,且有些遗址已经具备原始城的性质,表明先民过着十分稳定的、依靠旱作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这与当时气候环境的好转是相关的,当时虽然比最适宜期的温度下降约 1℃,降水量也有减少,但比前期的小河沿文化要好一些,加之外来文化的影响,便催生了本区古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夏家店上层文化存在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西周早期到战国早期或中期,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一段缺环,即商代晚期阶段。夏家店上层文化无论是房址数量,还是建筑技术水平,都远逊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可以推断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以畜牧业作为经济基础的[4]。3100 aB.P.前后,正是全新世大暖期结束的时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气候变得温干,草原面积扩大,结果导致夏家店下层农业文化消失,而牧业文化在随后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便悄然兴起。
(二)黄河中下游地区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我国新石器文化出现较早、规模较大、序列较为完整的地区之一。本区新石器早期文化较早的有河北武安磁山文化 (8000～7500 aB.P.)、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 (7900～7500 aB.P.)、山东藤县北辛文化 (7500～7100 aB.P.)和陕西华县老官台文化 (7500～7000 aB.P.)[5]等。在这些遗址中均发现有炭化的粟、稻壳印痕和鸡、牛、羊、狗的遗骨,还有彩陶、粮窑等,说明当时生产方式可能以农业为主,或农牧结合。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8000～7000 aB.P.)中发现了 12种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多数反映了比今暖和而多水的环境,这说明本区在 8000～7000 aB.P.气候较为暖湿。本区新石器中期是以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时期 (7000～5000 aB.P.)。仰韶文化早中期 (7000～6000 aB.P.)是关中地区气候最适宜期的鼎盛期,曾一度出现了森林景观[6],是一个显著的成壤期,发育了淋溶褐土或棕壤。随气候环境的继续好转,出现了仰韶早期文化[7]。在仰韶文化早中期制陶手工业和农业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仰韶文化中晚期,本地区气候逐渐开始向冷干方向变化,出现了仰韶中晚期最繁荣的庙底沟类型文化,晚期仰韶文化表现为衰落,出现了西王村类型文化[8]。本区在新石器晚期主要有山东章丘龙山文化 (4500～4000 aB.P.)、河南安阳殷墟文化 (3400～3100 aB.P.)等。龙山文化期制陶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如陶器以灰陶为主且由以前的手制为主变为以轮制为主,器壁较薄,末期还出现铜器。从总体上看,5000～3100 aB.P.间,在这些地区气候较前期有所好转,动物群中出现了偏南的成分,如在龙山文化期出现了水鹿、亚洲象等偏南动物成分,而在殷墟文化期有竹鼠、貘、獐、水牛、亚洲象、猴等偏南动物成分[9]。
(三)黄河中上游地区
甘青地区是黄河中上游古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研究表明,大地湾遗址的文化表现了长期的人类活动,遗址的 4期遗存跨度长达 3000 a左右;大地湾一期文化发展很快,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早期的农业中心之一;仰韶晚期文化异常繁荣,遗址总面积达到几十万平方米,大小不一的居址从河流阶地一直分布到黄土墚的高处,反映当时的人口数量达到相当的规模[10]。这与甘青地区全新世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即从约 9000 aB.P.开始,本区植被面貌仍以草原植被占优势,可能代表了温凉的半湿润气候,之后乔木花粉继续增加,表明气温和湿润程度均有明显的改善,约 8000～6000 aB.P.孢粉结果则说明当时为落叶阔叶林的森林草原到森林植被。位于黄河中游渭河流域的大地湾遗址所在地区,随着全新世大暖期气候的来临,气温和降水量明显增加,水热条件已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加之清水河谷阶地和阶地之上以及黄土墚之上深厚的黄土层,也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地形和土壤条件,因而在此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大地湾一期文化,成为当时中国北方西部重要的农业中心。7000～6000 aB.P.是温暖湿润的大暖期气候的持续阶段,本地继大地湾一期文化之后,发育了仰韶早期文化 (6800～6000 aB.P.)。大地湾仰韶早期文化与大地湾一期文化相比,除了制陶技术进步以外,房屋面积也扩大了许多,房屋的结构由原来的圆形半地穴式变为方形和长方形的四面坡式。约 6000～5000 aB.P.草本植物开始繁盛,乔木花粉已明显减少,反映当时的气候有干凉化的趋势。尽管 6000～5000 aB.P.的气候已出现干凉化趋势,但本地区的水热条件仍足以支撑农业生产,大地湾遗址这一时期的仰韶中晚期文化的制陶技术又有所进步,虽然这一时期的遗址规模没有增加,而遗址数量却有明显增加,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气候干凉化迫使先民不得不依靠开发更多土地来适应气候变化的事实。5000 aB.P.以后本区气候又有所好转,但相对于全新世最适宜期的气候,这一时期的气候要凉干许多。大地湾所在的甘肃东中部地区出现的常山下层文化 (4800～4200 aB.P.)彩陶少见,纹饰简单粗略,遗址的平均埋藏量较前减少,表明聚落规模的缩小,一些遗址出现了窑洞式居址[11]。与大体同期的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后期 (4700～4000 aB.P.)的制陶工艺也出现明显的退步[12]。齐家文化 (4400～3900 aB.P.)遗址个数虽多,但单个遗址的平均面积和平均埋藏量远不及前仰韶和仰韶时期,表明齐家文化时期人类活动有分散化的趋势,而且,农业在齐家文化中的地位下降,牧业因素增加。仰韶晚期文化向周围的大规模扩张,一方面是文化本身的进步使之具备了大规模扩张的能力,另一方面可能与人口增长和气候干凉化所导致的人地关系矛盾有关。从已有的年代数据来看,齐家文化 (4400～3900 aB.P.)之后和辛店文化 (3600～2600 aB.P.)寺洼文化 (3300～2500 aB.P.)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文化断层。并且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都是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这一时期遗址规模都较小。
(四)长江中上游地区
如果说气候干旱是我国北方人类文化演进诱因所在的话,那么洪水在我国南方人类文化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江三峡及江汉平原地区全新世考古文化可划分为 5个时期：城背溪文化 (8200～6000 aB.P.)、大溪文化 (6000～5000 aB.P.)、屈家岭文化 (5000～4600 aB.P.)和石家河文化 (4600～4000 aB.P.)以及商周文化(4000～2500 aB.P.)[13]。由于对水文变化响应的敏感性,本区文化遗址的分布受地貌条件 (有利于避水)限制较大,早期的文化遗址仅分布在三峡地区的宽谷中,在古云梦泽和洞庭湖区,各期古文化遗址仅在边缘地区有零星分布,这可能与频繁的水域变动有关。而在荆北丘陵和汉水流域,由于地势较高,洪水难以淹及,后期的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以上古文化遗址分布的变化是由全新世气候变化引起的洪水控制的。朱诚等对这一地区的史前洪水与古文化关系的研究表明[14],在 8000～2000 aB.P.间地层记录的大规模洪水有 5期,其中对史前人类文化影响最大的有两期,且主要出现在各期文化演替的过渡阶段,这说明本区新石器文化的更替与洪涝灾害有密切的关系,而洪水发生是同期气候变化的结果。第一洪水期 (8000～5500 aB.P)处于全新世高温期第二暖期 (7000～5800 aB.P),气温比现在高 0.7～3.5℃[15],夏季风开始向西北推移并影响到本区,为大面积致洪暴雨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当时也是我国高海平面时期,海面比现在高 4m,在长江下游称为“镇江海侵”[16];第二洪水期 (4700～3500 aB.P)在我国各地都有大量的史书记载。当时我国处于历史上的第一暖期 (5000～3000 aB.P.),又称仰韶暖期,气温比现在高 2～3℃,海面也比现在高 2.1m,受海水顶托,江汉湖群出现了第三次扩张。
(五)长江下游地区
江浙地区也是长江流域发掘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最为集中的地区。末次冰期结束后,随着东亚季风环流的扩张,持续增暖的气候使本区的文化得以快速的发展,本区考古文化前后主要有：马家浜文化 (7000～6000 aB.P.)、崧泽文化 (6000～5000 aB.P.)、良渚文化 (5000～4000 aB.P.)和马桥文化 (3800～3200 aB.P.)[17]。张芸的研究发现,长江三角洲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的薛城遗址是新仙女木事件之后持续暖湿气候条件下发展的;相当于马家浜文化中期至崧泽文化中期的金坛三星村新石器遗址,在 5500 aB.P.之后,由于气候凉干,加之当时人类活动剧烈,自然植被破坏严重,导致崧泽文化在该地区发生中断[18]。该区古文化遗址统计表明,良渚文化遗址最多,分布最广,马家滨文化次之,崧泽文化最少,且崧泽文化后期到良渚文化之间有文化缺失。马家滨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渔猎业发达,而崧泽文化遗址中渔猎工具大为减少,转向家畜 (如猪、狗)的饲养。此外,崧泽文化层首次在本区内出现了水井。水井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人类改造、适应自然的能力提高了,同时也说明该区当时有干旱的迹象,先民不得不在江南水乡掘井饮水。据陈中原等的研究,太湖地区马家浜至马桥期 (7000～3200 aB.P.)以来的古文化与三角洲平原的演化密切相关：7000 aB.P.三角洲的建造导致先民在本区聚集,而海平面的上升造成环境恶化,但贝壳沙堤的形成保护了先民们的生存环境,使得大量先民移居冈身后缘栖身,但最终由于地下水和江水回灌造成太湖湖泊群的极大扩展,从而抑制了本区自良渚以来古文化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文化中期(6500～5200 aB.P.)的古文化发展也说明了由降水决定的地面水文状况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18]。
二、古文化发展的环境因素
全新世是人类及人类文化发展最繁荣时期,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化除受人类本身遗传因素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制约以外,自然环境及其演化对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发展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不同地区的先民则以不同的方式对环境变化做出响应,表现为空间的迁徙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其产生结果是古文化的发展繁荣、衰落中断、交流融合和替代。
适宜的气候条件是古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全新世前后两次较为暖湿的气候期均催生了各区新石器的古文化,暖湿气候的持续又带来了各自古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如雁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 (7500～6500 aB.P.)、赵宝沟文化 (6200～6000 aB.P.)、夏家店下层文化 (4000～3300 aB.P.),关中盆地的老官台文化 (7500～7000 aB.P.)、仰韶早期文化 (7000～6000 aB.P.)、陕西龙山文化 (5000～4000 aB.P.),甘青地区的大地湾一期文化 (8000～6000 aB.P)、仰韶早期文化 (6800～6000 aB.P.),江浙地区的马家浜文化 (7000～6000 aB.P.)、良渚文化 (5000～4000 aB.P.)等均是在全新世气候适宜期条件下产生、发展和繁荣的。
而气候环境的恶化却成为古文化发展的障碍,但在我国不同地区的表现则是不尽相同的。如在全新世中期(约 6000～5000 aB.P.)全国普遍存在的气候恶化时期,各地古文化的发展似乎出现了不同的命运,如雁北地区的红山文化(6000～5000 aB.P.)和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中晚期的庙底沟类型文化都是当地新石器时期最为繁荣的古文化类型,而江浙地区的崧泽文化 (6000～5000 aB.P.)在该期的中晚期却发生了中断。其实这与气候环境恶化成为古文化发展的障碍并不矛盾,因为不同气候环境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对各自气候变化的响应特征应该是不一致的,比如响应的时间和程度就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红山文化和庙底沟类型文化是同属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由于本地文化相对于南方的崧泽文化本身就是在较为干冷的气候背景下诞生的,先民在文化发展的同时逐渐对这种气候逐渐适应,加之文化扩展的地域空间较大,在全新世中期气候向干冷转化的前期,这种文化能及时作出调整,先民或改进生产技术和工具来适应气候变化,或进行短暂的迁徙来寻求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开发了先民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创造性,从而推动了本区古文化的发展和极大繁荣。但是在气候冷干趋势下,文化的极度繁荣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是在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势必会导致人类文化的衰落。雁北地区在红山文化之后出现的小河沿文化 (4300～4000 aB.P.),关中盆地仰韶文化晚期的西王村类型文化和甘青地区的常山下层文化 (4800～4200 aB.P.)就是在其前期冷干气候趋势下文化繁荣之后衰落的表现。而江浙地区的崧泽文化(6000～5000 aB.P.)是属于南方地区的古文化,其渊源是在较为温湿气候条件下产生发展的,当全新世中期气候变得冷干时,由于在先民的记忆里很少发生类似的情况,就很难适应这种气候变化,加之当地古文化发展的地域空间有限,使得先民很难对气候的这种变化作出调整,最终导致古文化在此中断。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古文化的发展对气候变化作出响应时,在时间上北方表现得要比南方滞后一点,在受影响程度上要轻一点。当然在北方不同地区古文化的发展对气候环境演变的响应也存在区域差异。如考古发现,偏北的雁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存在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西周早期到战国早期或中期与下家店下层文化 (4000～3300 aB.P.)有一段缺环,即商代晚期阶段,而偏南的关中盆地的龙山文化在当时却很繁荣。在 3100 aB.P.前后,北方地区的气候趋于干冷,这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商代晚期阶段古文化缺失的原因之一;而在关中盆地,这种干冷气候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人类古文化的发展——进入西周秦汉时代。其中可能的原因是雁北地区处于现在的农牧交错地带,干冷的气候使得本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难以维持,使得文化在没有作出调整之前而中断。而关中盆地由于有先民扩展迁徙相对较好的去处：渭河及其支流两岸地区,加之气候较偏北的雁北地区温湿一点,所以我国古代文明在这里得以蓬勃发展。由上述分析可知,致使如此大范围内众多文化类型都表现为衰退的因素是气候变化,5000 aB.P.左右我国新石器中期文化衰退、断层的出现是气候变化导致环境恶化,人类尚无力抗争的结果。不过不同时段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变化对文化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在将来文化兴衰环境背景研究分辨率提高以后的条件下,两者之间关系会更清晰。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中国主要新石器文化区的古文化发展特征及其气候环境背景考察的研究中我们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第一,全新世暖湿气候来临,催生了我国主要地区古文化的起源。同时,暖湿气候的持续为古人类提供了较为优越的资源环境条件和丰裕的食物来源,由此推动了我国主要新石器文化区古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第二,气候环境的恶化却成为古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或挑战,但这种影响在我国不同地区的表现则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古文化发展对气候变化做出响应在时间和程度上的差异。当然关于文化兴衰和环境演变更为准确的关系的获得还需这方面研究分辨率的进一步提高。
第三,气候、环境资源的重大演变无时不迫使人类作出在生存和发展方式上的选择和调整,这已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所证实。基于这一点,我们应时刻关注目前气候、环境资源的变化,以能及时对这种变化作出调整和适应,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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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d ition sof C lim a te and Env ironm en t for Developm en t of Hum an Anc ien tCu lture in Ch ina
Abstract:The conditionsof c lim ate and environm entand its changing isan important facto r for the developm entof hum an ancien t cultu re,the developm en tof ancien t cu lture in China had p rofound ly been also im pacted by c lim ate changes since the Ho locene.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warm and hum id climate is the key environment conditions for the origin and developm entof ancient cu lture in them ain regions in China;fluctuation changing of clim ate brought the obstac le and challenge for the developm entof ancientcu lture during the sam e period;and on the term sof the developm entof ancient culture in response to the c lim ate changing,there has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wo aspects,inc luding the response tim e and the degreeof response.Generally,the response tim e and the response degree are lag and less in northern China than in southern China respectively,these differences also appear inside the two regions.
Key words:hum an ancientChina;Neo lithic Cu lture;clim ate changing
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0)06-0097-05
收稿日期：2010-06-2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泾河、洛河河流阶地对构造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40801008);北方民族大学引进人员科研项目“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宁夏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研究”(2009Y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