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古文化区的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序列清晰，陶器器形和装饰的发展脉络明确，并且具有较明确的区域性特征。相对于新石器时期的其他原始艺术形式，陶器艺术起源较早，图案装饰具有浓厚的区域性特征。在辽西古文化区陶器的使用不仅仅做为日常生活用具同时也作为宗教祭祀物品出现在墓葬的遗址中。通过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对辽西古文化区的陶器装饰纹样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的探讨彩陶装饰的起源、发展和社会环境因素，同时也能够更好的理解原始先民们对于客观事物在彩陶装饰纹样中的表达方式。在全球视野下，有陶器出土的原始文化其陶器的产生普遍源于在编制的容器上粘贴土使器皿能够耐火，从而经过烧制形成了最初的陶器，也因此陶器的装饰普遍与编织纹有密切的关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意识形态的逐渐发展，陶器的制作逐渐摆脱原始状态开始出现了手制、泥条盘制和后来的轮制，器形也随着工艺的发展逐渐摆脱了编织器皿的方式。但是在装饰纹样上却一直保留着编制的传统，特别是辽西古文化区以“之字纹”为特点的陶器纹样，体现了明显的编织纹装饰特点。

辽西古文化区新石器时期的考古文化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后期的富河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上述文化中最具地域性的陶器特征应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时期，兴隆洼文化为辽西古文化区陶器装饰纹样的早期，现有的考古发现兴隆洼文化的陶器均为手制夹砂陶，器壁普遍较厚，由于烧制温度较低质地疏松，外表呈现多种颜色有红褐色、灰褐色、黄褐色或灰褐色等，内壁常经磨光。在陶器的口沿、肩部、腹部普遍装饰有三种至五种的复合纹，并以压印纹和附加堆纹为主。主体纹饰最富特征的是交叉纹、网格纹、竖压横排之字纹，纹样以直线构成的几何纹为主，单个图案排列具有明显的编织纹层次效果。在辽西古文化区新石器时期的诸多考古文化中，赵宝沟文化出土的玉器遗存较少，根据考古发现，赵宝沟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农业普遍比较发达且社会生产资料丰富，发达的农业能够供给先民们足够的食物，因此在发展较为稳定的农业社会中赵宝沟文化中陶器遗存较多，除个别素面外，器表普遍施以多种纹样，有之字纹、几何纹、凹弦纹、编织纹、长窝纹、指甲纹、蓖点纹、人字纹等。红山诸文化陶器纹饰以横压印、竖压印、之字纹为主，早在兴隆洼文化的敞口直壁罐上就已出现，到赵宝沟文化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可见辽西古文化区的陶器装饰纹样呈现清晰的发展脉络。在红山文化的陶器之字纹中还出现了用弧线表现的之字纹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直线之字纹有所不同。此外，红山文化还有出现蓖点型之字纹，此种类型到了后期的富河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更发展出了其他样式以点线相结合组成的之字纹。由此可见，辽西古文化区的诸多考古文化中以几何纹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之字纹。除几何纹样外，辽西古文化区的陶器上还可见动物纹，特别是在兴隆洼文化出土的陶尊上发现了以堆塑形式制作的类似猪龙的首尾相连的动物纹，为红山文化龙形象的早期形式。

几何纹是陶器纹样的基础形式，也是最为普遍陶器装饰纹样，在中国不同的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区均有以几何型装饰纹为基础的陶器出土，且地域性明显。辽西古文化区的几何纹陶器以直线为主要形式，以不同角度、长短、粗细的线条组合形成不同样式的几何图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之字纹，此外还有菱格纹、万字纹等。原始先民们在对新石器时期的陶器进行装饰的时候很明显已经初步掌握了图案构成的法则，具有丰富的图案构成形式。利用单纯的图形通过连续、重复、对称等众多表现手法，对陶器的花纹进行描绘，且在后期文化中已经很少见参差不齐、杂乱无章的陶器装饰图案，整体呈现出了线条流畅规整、图案组织均衡、变换多样、疏密有序的形式美，体现了原始先民们的审美文化。虽然诸多考古学者和人类学家否认“美化说”对原始艺术起源方式，但是从现代的审美角度出发，原始社会时期特别是新石器时期开始的彩陶艺术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形式美法则，且复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对于直线的运用在辽西古文化区也有可能形成了直线纹样运用的等级制度，单纯的直线重复排列形成的之字纹在辽西古文化区的相关遗址中出土较多，另外一种由直线构成的类似万字纹的形式也出现在了陶器的装饰纹样上，万字纹在原始社会中被认为是太阳的象征，这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密切的联系，在牛河梁遗址女神想出土的墙壁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与陶器装饰上菱格纹非常相似的墙壁装饰，在红山文化的诸多考古遗址中，牛河梁遗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应为多个部落集中祭祀的大型场所，且在遗址中发现的其他遗物均具有较高的社会等级和宗教内涵，因此此种纹样出现在女神庙附近也应是具有较高等级的纹样，且应具有一定的使用场合。贡布里希在《秩序感——装饰艺术心理学研究》中阐述：“有一种秩序感的存在，他表现在所有的设计风格中，而且我相信他的根在人类的生物遗传之中”，几何纹的陶器从根本出发即是对简单图像的秩序建立从而达到审美的标准，越是单纯的元素对人的视觉感受力影响越强也越能吸引人的注意，而直线即是这种最为单纯的元素，先民们在筒形为主的陶器上绘制直线，以直线与陶器本身的弧线形成对比，而产生视觉的变换用以丰富素面的陶器文化。

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大量出现在无底筒形器上的另外一种几何纹样勾旋纹与之字纹不同是由曲线构成，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其与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有较大的关联性，且在勾旋纹的陶器上可以找到中原地区同时期考古文化的因素，因此也被认为是辽西古文化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证据。在勾旋纹中出现的独特的涡旋形和弧线被认为是来源于先民们对于水的再现。人类早期的这种对于自然界的描绘与儿童的认识世界方式非常相似，当对自然界的事物、景观没有足够的欣赏和再现能力时，自然界中的规则图案则能够更加吸引其的注意。由此可见，几何形纹样并非对现实事物的再现性写实描绘，但其产生和发展过程并为脱离客观世界。

辽西古文化区的动物纹陶器也具有丰富的遗存，在兴隆洼文化出土的动物纹陶器上多用堆塑的方式做出具有立体感的动物形象。以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蛇衔蟾蜍筒形陶罐为例，该陶罐为夹砂黄褐陶，口沿下用斜线纹装饰，陶罐中部一面浮雕单个蟾蜍，另外一面浮雕蛇衔蟾蜍，蛇的身体弯曲与查海遗址出土的另外一件龙纹陶片的装饰样式相同，蟾蜍的身体则采用锥刺的方式装饰，蟾蜍的脚部刻画也非常清晰，为中国龙形象的起源研究和红山文化猪龙的形象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后期的小河沿文化陶器逐渐发展出了以动物为原型的样式，在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墓地出土了人形陶壶、刺猬形陶器和龟形陶器等，将动物的样式更加立体化，也是原始先民们对动物形象在陶器上应用的创新。

从兴隆洼文化到小河沿文化，辽西古文化区的陶器装饰纹样在不断丰富，其装饰方法也在不断创新，花纹的绘制方法主要有附加、刻划、压印、锥刺、笔绘等，多种的装饰方法的发展使陶器装饰纹样不断的出现创新，但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基本的生存而展开的，陶器的装饰纹样也不能被简单的认为是先民们审美上的追求。早期的人类在认识世界的初级阶段拥有着将不同事物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使其产生联系，从而与其想象的世界相关联，并将这一事物神圣化，也由此引出了巫术的文化形态，当人类对一些实事无法给予合理解释的时候巫术也就成为了唯一的解决方式。原始的彩陶艺术其审美意义并不大，重要的是其表现图像的社会文化内涵，直到出现取代陶器的新的材质出现，陶器上的装饰才由原始的宗教内涵逐渐转化成艺术以表现人们的审美情趣。

综上所述，在新石器时期的辽西古文化区先民们已经通过简单的图形建立起了在彩陶装饰纹样上的审美秩序感，这种秩序感并非是单一图形的重复，而是富有对称统一规律和图形节奏与韵律的图案。在辽西古文化区出土的诸多陶器中几乎很少见只采用一种纹饰的陶器，随着陶器器形的变化，先民们在陶器的肩部、腹部等部位进行不同样式的装饰，通过陶器自身的弧度变化与装饰纹样中的弧线、直线、图案大小、疏密等变化来丰富整个陶器的装饰。辽西古文化区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装饰是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的，装饰纹样与陶器的造型达到了和谐统一，技术与艺术表现的关系极为密切。

参考文献：

[1]E.H.贡布里希.杨思梁译，秩序感——装饰艺术心理学研究[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

[2]曹彦生.试论红山诸文化陶器纹饰[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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